中国市场监管总局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０日指出阿里巴巴集团在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实施的“二选一”，属垄断行为，不仅罚款１８２﹒２８亿元人民币，更要该集团纠正和连续三年提交自查合规报告。此与欧美反垄断部门近年严厉打击科技巨企排他性的恶劣经营政策性做法相同，以力保互联网平台经济有高度竞争性的多元合法合理发展，提升商业素质和搞活经济，乃世界又一大同的其中表现也。
　
罚则相对温和非针对阿里巴巴
　
　　要指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６日至１８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加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在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５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聚焦谈到平台经济时指出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和要“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乃因平台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故“要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营造创新环境”；而国家市监总局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０日出台《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再在２０２１年２月７日出台《正式意见稿》，便足见国家在政策和行政上高度重视平台经济所存在的严重垄断劣况，要端正以加大发展力度。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是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成立专案组，根据２００８年颁布的《反垄断法》，对阿里巴巴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立案调查，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０日对阿里巴巴集团作出判罚。最惹人注目的，当然是（甲）《处罚书》的内容，重点有（一）列出数据以确认阿里巴巴集团“在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并根据多个案例证明阿里巴巴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特别是对ＫＡ以上核心商家，通过（１）协议直接规定及口头提出等方式，禁止在其他竞争平台开店，或（２）参加其他竞争性平台促销活动，更甚者为（３）采取多种奖惩措施促使平台内经营者执行其“二选一”要求。

　　凡此，都是属于高度“排他性”的严重垄断行为。

　　《处罚书》明确地指出（二）阿里巴巴集团的“‘二选’一行为，不仅阻碍要素自由流动，降低资源配置效率，更限制了经营者多样化、差异化创新经营，抑制了市场主体活动，影响了平台经济的创新发展”。所言甚严、亦重。

　　正正因为“二选一”的高度“排他性”，此举（三）对消费者，则“限制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从长远看会对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带来潜在损害”。

　　由是（乙）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作出的判处，乃根据反垄断法第４７条、第４９条规定，综合考虑阿里巴巴集团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和持续时间等因素，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有：（Ｉ）“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２０１９年中国境内销售额４５５７﹒１２亿元人民币４％的罚款，计１８２﹒２８亿元人民币”，所涉罚款无疑庞大，但实际未算过严，因《反垄断法》的罚则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判处上一年度销售额１％以上、１０％以下的罚款，阿里巴巴所罚为销售额４％。
　
中央高度肯定平台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ＩＩ）向阿里巴巴集团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围绕严格落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内控合规管理、维护公平竞争、保护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全面整改，并连续３年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又是相对宽松的处理方式，因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是让阿里巴巴（ｉ）自主地全面整改，和（ｉｉ）自查后提交合规报告，对该集团是高度的信任和尊重。

　　至于（丙）阿里巴巴集团即日回应，重点为：对此处罚“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将强化依法经营，进一步加强合规体系建设，立足创新发展，更好覆行社会责任”。

　　境内外坊间有若干人居然凭空想象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的处罚，矛头会是马云，惟这是欧盟、美英监管当局反垄断的其中一个重点，谷歌、亚马逊、Ｆａｃｅｂｏｏｋ、苹果等科技巨企最近几年便屡屡受到与反垄断相关部门、机构调查，甚至作出诉讼，其中欧盟自２０１７年以对谷歌所判处的罚款累计达８０亿美元。

　　我要重申：平台经济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的特点是（１）本身不生产产品，但可以促成只方或多方供求之间的交易，而通过收取费用或赚取差价而获益的一种商业模式，（２）正因如此，也就构建新的经济形态，特别是强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商业融合，以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基础推动商业模式、经济形态作出重大的改变，而中国自２０１９年６月份正式推动５Ｇ的商业化，为平台经济造就相当良好的发展条件。此为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指出，平台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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