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有中央官员与中国香港多位主要地产发展商会面，提出要配合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房地产政策，消息未有证实，可信程度甚高，惟要处理和解决中国香港房地产在回归廿多年“三高”恶疾，最是重要的是港府的政策。要是政府任何政治、社会和经济等政策有误，会使投机者有机可乘，而中国香港之所以长期出现的高地价、高楼价、高租金等问题，就正正是港官庸政劣策之所致。建议中央速速端正港府庸官胡思乱策。
　
要成立跨部门问责特别委员会有效施政
　
　　我多番指出：港府一众庸官一直以为增加土地供应，是解决中国香港住房问题之道，是要提供广大置业自住者以合理价格买入可入住的住宅单位，而不是土地，因土地由房地产发展商买入再建成可住单位出售，“在商言商”当然要略取最可观的暴利，可怜的置业自住者在地产霸权底下，毕生受压、受辱，社会所暗存甚至随时浮起的民愤民怨，自是可以想见。

　　由是制定和执行《港区国安法》，只是使中国香港的政治和治安，难得地获致稳定，但社会所存在的问题相当不少，特别是“三高”恶疾，是绝对不可稍一忽视者，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６日期盼中国香港在国家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时候经济更繁荣，各项事业发展更加均衡，社会更加和谐安宁，“特别是现在大家揪心的住房问题必将得到极大改善，将告别劏房、“笼屋””，便可见问题相当严重。

　　任何地方出现问题，特别是严重的缺失和压力，肯定与当地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有关，而中国香港的“三高恶疾”居然可以日益恶化，就不是修修补补式做点小事情，我建议（甲）港府要成立一个跨部门、具全权力量和长期的“社会与民居政策特别委员会”，由特首成为“问责”的委员会主任，委员有（Ｉ）政府相关部门，如运输及房屋局、环境局、城规处等，成为当然委员；（ＩＩ）社会方面者，若干指定房地产发展商（不含代表）、有见地的学者和政治财经评论员（公正、不肯涉私利者）；（ＩＩＩ）法律部门，包括律政司、国安部门（因这与社会与治安有关的重大问题），以确保会议议题绝对保密、内容不外泄，以待委员会的指定发言人发布。

　　此一建议好处是（ｉ）保密，否则会负上法律责任。和（ｉｉ）相对全面，总比港府过去多年只是各部门各有各做，各有各卸责，庸官自有各等“退休”等等劣行，使民间受害日益严重，要严格改革特别是中国香港庸官、“政务官”甚至一众“公务员”陋习、劣行。

　　国家在“反贪防腐”、“脱贫”取得重大成就，现时更要“共同富裕”，而中国香港却是贫、富越来越悬殊，甚至连中产层人士都深受“楼困”，是《港区国安法》力压乱港反中劣行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另一个重大议题，绝对不可掉以轻心，否则中国香港有颇不少“智者”绝对可以做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举。
　
港人生活素质日差就因三高问题所累
　
　　要处理和解决中国香港以可住的住宅房地产价格之所以越炒越高，所凝聚的病态是（１）民愤甚大。连一个地产商“送”出来作支持消费券的只有４００平方呎的小单位，都号称过１０００万元，此“送”之“定价”，当然为托高其他单位的“标准价”或“建议价”。１０００万元？你叫一个小市民之收入，扣除生活必须开支、税项，如何可以交付首期，和之后的供楼？你看“黑暴”即使收敛，也只是由明转暗，其中重大因由就是被“揽炒派”利用“三高”引发仇政府！

　　再者，为（２）拥有住宅物业者，亦受“三高”巨困，因所有物资价格都会受此提高，并可见之于中国香港环头环尾的一个早餐要４０元至５０元，一个普通“打工仔”月入多少？港人即使有楼无楼，生活素质肯定是不断下降。民不聊生，要问谁之责？

　　安居，才能够乐业，社会才可以安定、繁荣，乃自古已然的恒久规律，而中国香港的房屋出现如斯严重问题，几届的特首及其领导的特区政府在房屋政策和策略，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重大失误，现今之林郑硬要“远水”之“明日大屿山”，而不考虑郊野公园边缘可用之地，为“重（伤）中之重”的恶思劣策。居住问题，绝对是政治、治安和社会、经济的十分重大问题，国家要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尽快决定有实效和马上执行住房政策，而不是如２３年来的研究，更不要到２０４９年才解决劏房及“笼屋”问题，下届特区政府要取得初步佳效，之后每届提升，要等多２８年？即７届特区政府？中国香港在回归至今已７届政府了，等什么？快，要快！否则把庸官革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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