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健曾是我在君安证券研究所和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同事，当年所内不少研究员如今都已成为著名投资大咖，而邵健是当年诸多优秀研究员中的佼佼者。尽管他离开卖方分析师行业并成为一名基金经理已经多年，而且已是基金界长期业绩最佳的少数几个基金经理之一，但他一贯低调谦逊，很少接受媒体采访。这次肯与我对话，想必也是看在老所长的面子上。

　　如果说在体育竞技项目中有大满贯，那么，基金行业的大满贯是什么呢？十年期、五年期、三年期、一年期业绩的业绩最佳吧？这些邵健都得过。资本市场变幻莫测，各类风险防不胜防，而他的投资业绩为何一直那么稳定呢？贯穿对话的全过程，发现他的核心观点就是追寻高成长的伟大而卓越企业，构建高成长组合，因为企业的高成长才是抵御系统性风险的最宽阔护城河。

　　我是长期研究宏观经济的，从宏观维度考虑大类资产配置，但基于宏观视野构建的资产组合，充其量只能跑赢全社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而邵健的构建的组合目标似乎是冲着十年十倍的目标去。从中国的名义GDP增速均值看，过去40年增长非常惊人，即便是最近十年也在10%以上。那么，过去10年某些细分子行业的年均增速在20-30%乃至50%的不在少数，这也支持了邵健追寻高成长逻辑。因此，从投资的“选择自由”角度看，我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未来乐观。

　　以下是两个多小时的对话实录内容：

如何选到伟大的企业

　　李迅雷：我们也是好长时间没有见面了，因为疫情使得跨省不便。先问你个问题，我经常看过往的基金经理的业绩，比如今年排名第一的可能到明年就不是第一或者连前10都没有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又有新的人出现。它不像体育竞技比赛，如当年的国际飞人刘易斯，他100米第一名拿了好长时间。又如中国110栏的世界冠军刘翔，也经常又拿第一又破世界纪录，好像体育竞技比赛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总是只有几个人是常胜将军。而基金行业的基金经理们的业绩好像是风水轮流转，市场风格也在不断地切换，但是你能够拿到5年期和10年期金牛奖的第一，其中的秘诀在于什么地方？我也是非常好奇。

　　邵健：谢谢李老师，这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的因素，首先是我在很久之前就对投资定的标准比较高，您也知道我当年在君安研究所的时候，曾经发掘的公司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大概涨了有几十倍。其次，我对投资有一个认知，即最卓越的投资源自于对伟大公司的发掘。所以，我觉得这个认知是我们其后投资的基础。

　　而中国恰恰是在过去的20年里，处在人类少有的高速增长期，在这样一个经济高增长期，有大量的产业和企业，它们的增幅远远高于经济增速。所以我们能在二十年里见到有相当一批企业的盈利增长了20倍、30倍、50倍甚至100倍以上。

　　所以我对投资的最主要的想法是要捕捉市场中间最卓越的百分之零点几，百分之一的这些企业。如果我们组合中间有相当一批这样类型的企业，那么组合整体的绩效就会比较理想。所以我们投资整个的着力点是在证券市场里边最卓越的那1%左右的公司，当然可能还有前3%左右优秀的公司。另外，中国证券市场提供了伟大的公司一个沃土。也相当于时代也给予了我们这样一个的机会。

　　李迅雷：中国从2010年以后经济其实是在往下走了。到目前为止，按照我从宏观研究来看，已经连续下行了十年。在这下行过程当中，从宏观角度来讲，很多公司的业绩增速都也是在下滑。那么你说中国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公司，那美国是不是产生的伟大公司比中国更多呢？因为从宏观来讲，我看到更多的是一些系统性风险。比如经济在不断地下行，亏损公司的比重越来越多。而且很多传统产业那时看似辉煌，但是到后来也都慢慢地衰落了。所以如何来选择伟大的公司，难度是不是很大？

　　邵健：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可能长期从事这样一个方向，整个经济有很多方向，应该还是有很多方式可以把握。

　　首先我觉得理念上很重要，您刚才提到中国的整个经济的增速在2010年之后是下行的，所以在这样一个下行的经济体里边，大家可能会觉得找伟大的公司比较难，有这种畏难情绪，我觉得畏难情绪本身可能就是第一个需要克服的挑战。实际上经济它是增速在下行，但本身增速还是很快的，体量还是很大。

　　整个经济，名义GDP增幅在过去实际上还是有10%。10%的名义GDP增速实际上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可以创造大量伟大的公司。因为它可能10%的GDP增速是由一批不太增长，或者只增长三五个点的传统产业，然后还可能有一批新兴的产业，每年增长二三十个点，甚至三四十个点。所以在10%名义GDP增速的生长环境里边，也可以产生足够多的，复合增速在30到50倍的一些细分行业。而30%的增速，10年下来就是十几倍的增长。如果是50%增速的话，应该是接近60倍的增长。所以这种环境对于我们投资来说，觉得还是足够理想的，是寻找卓越和伟大企业的投资环境。

成长股选择的独特方法论

　　李迅雷：对，所以这是从你的角度去看，投资有很多机会。但是从现实来讲，很多个人投资者抱怨上证综指10年涨幅为0。那么即便这个指数是有很多问题，而过去十年表现相对好的如沪深300上证50，不少基金经理的业绩与之相比也不是特别的出色。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基金经理的业绩波动这么大且不尽人意呢？

　　你的业绩波动小，是因为你发现伟大公司很多，我也承认。为什么你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而市场也在不断的切换风格，很多基民，他们对很多基金经理都不是很满意吧？如果觉得今年业绩好的基金，非常热销，买都买不到。但往往买到该基金之后，它第二年的业绩就又不怎么样了。我发现基民也是跟投资股票一样追涨杀跌，那么你觉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邵健：这实际上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二八定律，甚至比二八还要残酷的一九定律，甚至是0.5，9.5的概率。我刚才提到在证券市场里真正卓越的公司可能就是1%左右，过去假定20年实现了50倍、100倍左右上涨或者更多的公司，可能就是1%左右，几十家。另外优秀的公司可能在3%到5%左右，大概也就是可能百十家公司。大部分的投资者，包括专业的投资者，其实可能组合里面的构成很多还是其他类型的公司。

　　第二个就是有时候我们大家把握了这些好的公司，但是可能的话并没有能够真正看透产业，看透赛道。可能买过前些年表现很好的一些公司，类似于茅台、格力，包括香港腾讯的投资者是非常多的。但是真正非常长期持有这些公司的投资人，包括专业投资人，可能都是相对偏少的。

　　从横向上的话，本身能把握到的这些好公司在组合的构成比例就不一定有那么高。另外有时候在把握了之后，又没有能够长期的坚守，使得组合的表现难以持续去战胜市场的指数，并且产生您刚才提到的一些第一年第二年的波动。

　　李迅雷：所以就是要寻找高成长的行业及股票，寻找优秀的企业。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分析市场的时候会考虑到好多因素，比如市场系统性风险如何来避免；当宏观的数据出来，比如说CPI、MPI等数据出来了，市场又会有波动。我们每天就被各种噪声所累，社会、经济、政治等各种各样的噪声特别多。

　　邵健：的确投资和证券市场的环境是比较复杂。

　　李迅雷：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基金经理来讲，他也不得不考虑多种因素。但我感觉你是选一种方向，就是只要成长，只要公司是足够优秀的。所以对于市场的波动，一些宏观数据的困扰，这方面都可以把它给克服掉。你是比较注重于选股，好多人既要考虑到选时，又要考虑到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切换。当市场热点切换之后，他擅长的赛道没有了，就要想想办法去弥补一下，有时候就感觉基金经理的业绩风水轮流转。

　　还有不少基金经理，他们会有一个路径依赖；比如对某类股票很熟，所以这类股票涨的时候他的业绩就好，是吧？你说你要寻找一倍市盈率的股票，也就是说要找护城河特别宽的；但“护城河”在大部分基金经理的眼里，主要是指这类股票的市盈率是不是很低，或股息率是不是很高，如股息率5%比市场的基准利率还要高很多，所以获得了很宽护城河。

　　“护城河”宽的第二层含义似乎是公司足够的大，公司大所以业绩的确定性很强。总之，讲稳定性的护城河，讲估值被低估了，大家都能接受，比如说像银行，估的那么便宜，是吧。我们银行怎么会倒闭呢？但是我总在担心看似宽阔护城河里面或带有太大的不确定性。你是怎么能够从成长的角度去寻找护城河，这里面有什么技巧没有？

　　邵健：李老师您刚才提的其实是几个问题，第一是说很多公募同行业绩波动的问题。第二是我们似乎不太多去参与一些择时，然后受宏观波动的影响。第三是关于选企业的护城河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除了我们之外，也有很多其他一些基金经理也很优秀，也形成了自己的方法论。他们也很笃定，长期的业绩也很不错。所以其实有很多基金经理在这方面，还是能够做到坚持和非常优秀的长期业绩。

　　然后关于我们的做法，其实也是经历过一个过程的。我们在这过程中也试验过，是不是有可能每次宏观增速有变化，无风险利率有变化，风格有变化的时候，我们都去及时，甚至的话力图在此之前去调整。但是后来发现，把这几个体系兼容起来是不太容易的。就好像一个人，你手里边又拿着枪，又拿着刀，又拿着盾牌等等，似乎你的武器更丰富了，但是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了。

　　后来我们实际上发现几乎不需要那么高的、那么复杂的技巧；我们只要把握好一件事情，几乎就可以应对所有这种市场的情况。我们找到足够多的优异、卓越的企业，从组合的角度来实现足够高的alpha，比如说年度的30个点、40个点甚至50个点的alpha，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应付牛市、平衡市、熊市。
　
　　第三个就是护城河，我想对于价值投资者，他们很关注的是类似于低估值，然后低PE、PB，高竞争力等，这些当然很重要。另外还有高ROE，高现金流等等方面，这些方面有部分在我们的体系里面也是非常认同的，但是我们对于部分的因素可能会比较忽视，比如说静态的市盈率。

　　然后我们通常会考虑赛道的宽窄，企业竞争力是不是非常的强悍；团队的文化，学习能力和商业模式不断优化的能力是不是很高。然后在行业里的竞争力是否在持续的提升。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看它的ROE、PE和PB这些因素，但我们看的ROE不是今天的ROE，我们看的可能是1年2年，甚至3年5年之后的动态ROE这些指标。包括估值，我们不是看到今天的估值，我们看的是可能是两年后、三四五年后甚至更远的估值，这样我想可以把传统的分析体系里边很容易错失的一些企业给挖掘出来。因为如果按照传统的体系，大家就会发现大量的互联网公司实际上在很好的投资期都是会被错过的。因为那时候没有ROE，没有什么盈利，然后也是没有什么净资产，大量的生命科技的公司会被错过。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重视这些结合投资相关的指标，只不过重视的角度不一样，我们重视的是未来动态的话，这些因素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建立和维持，而不仅是在过去是否已经建立和维持的优势。

如何提高研究深度和保持独立性

　　邵健：李老师您刚才都是问我问题，其实我觉得大家也特别关心您，特别希望跟您请教：这些年我们看到您其实除了研究工作之外，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包括向政府提一些很重要的咨询建议，还参加了两次总理与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与此同时，在您承担了这么多管理和社会工作之后，您没有像其他很多专业人士从事管理工作的时一样，学术上的产出就变少了。您的产出不但没有变少，我们感觉这些年是越来越丰富。而且不光越来越丰富，专业性对我们很多方面的指导性都越来越强。

　　大家特别感兴趣，是什么因素驱动您能持续在研究上保持这种热情和深入的？另外感觉您的时间管理好像也很神奇，有时候白天在会场上遇见您，但是到晚上半夜一篇文章已经出来了，时间管理您有什么秘诀，怎么去平衡这么多事项？我想很多您的粉丝，包括我们都很关心这事情。

　　李迅雷：确实有好多粉丝问我，这些文章是不是你自己写的，你微博上面的这段话是不是你写的？其实确实都是我写的。我觉得做投资对我来讲，充满了不确定性，驾驭投资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还是喜欢做研究。研究宏观往往是自上而下，而上面有很多不确定性。一会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了，一会又是发生地震了，这些我觉得都会对我们的资本市场带来影响，但究竟是怎么样的影响，这里面的逻辑链很长，不确定更多，所以我基本上就没怎么去研究资产价格如何波动，那剩下的时间就是研究相对确定性的东西了。

　　从时间安排来讲，我每天晚上在睡着之前，我都是在思考各类社会的、经济的问题，思考中就睡着了的。因为我总是想着我接下来大概要写一篇什么东西，那我就在睡觉的时候多想想。在飞机上我基本也是在写东西的。当然，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要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体力，这就要经常保持运动。

　　邵健：听说您还是长跑高手，一次能跑10公里或者更多。

　　李迅雷：长跑已经坚持十多年，虽然不擅长，但不失为健身的简便方式。人到了这世界之后，我觉得有两大乐趣：一种是思考，一种是行动。而思考更有思考的乐趣，因为我们的活动范围和能力总是有限的，视野是有限的，体力和精力也是有限的。但是思考，无论是上天入地的问题，无论是上下五千年的人类历史问题，你都可以思考，身边有很多有趣的现象也会引发你的思考。你思考得越多，可写的东西可能就越多。不会因为你写了那么多了，好像就没有东西好写的。在你写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在思考过程当中，你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又衍生出来新一些思考，十万个为什么变成千万个为什么，思考的乐趣就在于此。

　　此外，我与资本市场的分析师们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我在过去10多年中，交流接触的面还是比他们广，如作为地方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和人大财经委委员，作为民主党派的人士和国家多个部委咨询专家，下至社区的基层百姓、上至决策高层，我与他们都有很多交流。过去12年中我还参与了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上百项立法工作。

　　所有这些社会活动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加深了对很多问题的思考。而且研究层面和范围的越多越广，对经济学的理解就会比较全些。因此，我过去的研究往往从点入手，到线再到面。先是各种各样的点，看似都是无关的，但你研究时间长了之后，自然知道各个点之间的关联性了，然后，研究的线越多，面也就自然而然形成了。所以，我觉得我过去从事的职业是主要研究，未来我退休之后，还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

　　邵健：我们感觉有一类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您的很多的研究它从当时的角度听起来好像是和我们大家的观点不太一致，和很多人的直觉不太一致。但是事后看起来的话很有前瞻性，很有道理。

　　例如前些年的时候记得您就写过一篇文章，关于固定资产高投入的——《昨日推力是否会成为明日陷阱》，实际上在持续加杠杆推动经济的年代您很早就提出了。另外是关于社会债务杠杆的问题，我记得您很早也写过——《去杠杆、稳杠杆还是加杠杆》等等，这些现在看起来都很有前瞻性。

　　包括好像在14、15年前后，您多次提到的话，脱虚入实。我记得在股市最火爆的前后您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探讨日美的转型，脱虚向实这问题。这些我们感觉都有非常强的，独立思考的特性。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都要融合在大集体里面，要保持一致，但感觉您的很多思考非常有独立性，是怎么去做到这一点？

　　李迅雷：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我觉得这就像你讲投资是一个道理。通常大家一起聚会时，讨论资本市场的变化趋势，事后发现大家的一致预期的常常都是错的，只有当你的观点跟别人非常不一样的时候，可能胜券在握。可能投资上的真理往往都是在少数人的手里面。其实做研究也是一样，因为大家的趋同性如羊群效应。同样，在股市里面也有这种羊群效应，而学术界有类似之处，大家在共同的环境、信息获得下，思维容易趋同。

　　当年在国泰君安研究所时，我多次说，做管理要求同存异。让大家劲往一处使，做研究要“求异存同”。如果说研究方法和结论都跟别人都一样的，那研究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一定要找不一样的东西。当然找不一样的东西，不要说刻意的去独树一帜，还是要有以事实为依据。

　　比如说在2009年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经济将步入到负债式增长阶段，那时候出台两年4万亿刺激政策，债务规模飞速上升。那么为什么2009年以后就认为举债是增长模式的呢？是因为在过去那些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补“缺口”。你擅长下围棋，我也是围棋爱好者，下围棋的时候，攻击对方时，自己的地盘上也要及时补一手。

　　邵健：对，特别薄的地方，没错。

　　李迅雷：如果不补的话，这缺陷就会被别人攻击，自身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但我国在80年以后经济长期高增长；目的是为了缩小跟西方的差距，拼命高投入，但欠账却越来越多了。所以我把2009年之前的经济增长，认为是欠账式增长。欠账式增长之后，后来出现很多问题了，就要补了；要补的话那就要负债了。所以现阶段仍属于一个负债式增长的时期，我们的债务会不断提高。

　　我发现很多人在分析问题时，往往只考虑一个维度，如认为中国城镇化率水平只有60%，未来提升空间就很大。但为什么不能够思考一下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率也很高，在人口老龄化率很高的时候，城镇化率的提升空间就不是太大了。因为人老的时候，其流动性就差了。而西方城市化率水平那么高，是因为他们在没有进入老年化社会之前，已经实现了城市化。所以我们考虑问题还是要多个维度来考虑，否则往往很快就得出了一个看似正确的结论，这也是我多年来研究的一些心得。

成长股组合秘诀在哪里

　　李迅雷：同样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当你发现一个公司的成长性极好，虽然现在估值不便宜，但按目前的股价，未来可以降至一倍的市盈率；就是因为它高增长之后再贴现到现在就相当于一倍市盈率，但是未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也思考这个问题。记得我们在02年的时候，研究所大家都说现在要选大蓝筹，然后要看看未来哪些是行业的龙头。如果确实是龙头的话，那么就可以获得很高的投资回报率。所以我们当时就定了30个行业，每个行业选1个股票。

　　邵健：您组织的，《未来蓝筹》那本书。

　　李迅雷：对，那本书叫《未来蓝筹：中国行业龙头研究》。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十五年过去，我来复盘一下当年的30个股票到底怎么样，结果发现大概有40%公司确实成为行业龙头了，还有60%没有成为行业龙头。但即便是选中的40%，当初选的逻辑跟它后来成长的逻辑还是很不一样，此外还有60%可能没选中。看了这个结果之后，我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你买的只是你想象中的未来》。

　　你前面讲到的要选最优异的、最有成长性的企业，大概只有1%的公司符合条件；或者优秀企业的话占比也就5%左右，如此低的比例，万一选错了怎么办？会不会对你的业绩带来影响？

　　邵健：这也是我们做成长，尤其做这种超长期的、成长的投资人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针对这种问题，其实我们有几个处理的方法，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尽量从基本面的角度，从产业的角度，然后中国的产业发展，国际的产业发展的经验借鉴，以及我们所说的动态的竞争优势的变化，然后企业家的团队，企业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像研发、成本管理，还有marketing几个方面去鉴别谁可能是未来长期的这种胜者和王者，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如果您看我们的组合，您也会看到我们组合几乎都不是在一、两个行业内，我们大概放在15个左右的细分赛道上；然后放在大概60家左右的公司这样一个组合上。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赛道将来由于政策的原因，公司发展的原因或者是新的技术挑战的原因出现了问题，或者任何一家公司，3家、5家，甚至8家10家公司出现问题，都不会对我们portfolio（组合）产生这种本质性的影响。

　　您刚才说到的未来蓝筹，那本书里面提到的60%的公司后来都没有成为龙头。但我觉得可能有一个维度，我们可以再去统计一下，就是这批公司所构成的这个组合，它的整体收益和沪深300（对比）如何？我觉得如果里边有40%成为了后来的龙头，这一个组合的收益已经是非常可怕了，我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统计过那里边的组合的收益？

　　李迅雷：统计过，跑赢大盘好几倍。

　　邵健：对，说白了真正寻找以未来的卓越和伟大公司为目标的组合，实际上它不需要各个兑现，它只需要有相当的部分兑现就行。就好像我们去采矿，采金矿、采油矿，对吧。采油矿最明显，会在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出几千上万个眼，每一个眼有的时候打都是上千万的成本，很多都是费钱；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30%的也打出油来了，这已经是一笔非常好的投资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做成长投资，寻找这些伟大的企业来说也是这样。

　　李迅雷：我发现，即便选中了行业龙头，但持有它回报不一定就很高。比如，我们当年也认为钢铁行业是夕阳产业，但夕阳产业的行业集中度会提高；那么行业中的龙头应该值得投资，如当初钢铁行业选的就是宝钢，后来宝钢确实成为龙头了，但回报率不见得比其他行业的非龙头股票高——当时在食品饮料行业中我们没有选茅台而是选了五粮液，但五粮液的投资回报率也是非常惊人的，远超很多行业的行业龙头。

　　邵健：2002年的五粮液到现在应该有60多倍了。

　　李迅雷：事后会发现，即便没有选中行业龙头，但选择一个相对龙头或者处在头部的公司也行。关键在于这些行业的成长性还是非常好的。事实证明，周期性行业跟必需品、可选消费品行业相比，就大大逊色了。

　　邵健：是，这里边可能就是工业品和消费品，有两个事情还是值得我们通过这事件去总结。一个就是工业品和消费品，工业在那时候可能整个投资占经济比重还是很高的，消费还没有充分的发展，所以本身后面的两者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另外像钢铁这种是属于大宗商品，大宗商品to B的，壁垒低的；带有这种特质的产业，实际上它的盈利性后期的竞争性可能是非常强的，盈利性可能是逐步被侵蚀的，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点，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对于这种大众的、偏周期的，包括可能偏工业品的，我们都会相对要谨慎一点。

　　李迅雷：对，此外，经济发展各个阶段对公司业绩影响也非常大，这也有数据来证明。比如，2000年到2007年这一阶段是重化工业化时代，这些行业表现都非常好。

　　邵健：如当年的五朵金花。

　　李迅雷：对，所以那时大家认为未来应该也是很好。但实际上我发现到了2010年以后，周期性行业的普遍业绩开始往下走了，盈利增速也在往下走了。但消费类公司的成长就快起来了，当然你的赛道是更快的赛道，就是科技类的、互联网的。

　　邵健：我们科技消费医药都有，包括传统领域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我们也很关注。其实他们可能会表面上看似传统的产业，实际上是非常新的一些产业。

如何应对系统性风险：高成长是最阔的护城河

　　李迅雷：经常有人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游戏。你觉得该怎么去面对人性的弱点？你从2003年离开研究所到现在为止，也有17年时间了。这么长的时间里，资本市场波澜起伏，多次出现股灾，甚至熔断，怎么去应对这种变化？在系统性风险来临之后，对你来说，到底是风险还是机会？在大家都拼命在卖出，在落荒而逃的时候，你是怎么来应对的？

　　邵健：我其实有段时间也挺迷茫的，在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情绪都有。涨的时候很激动，跌的时候很恐慌，开始都有。慢慢我觉得掌握了方法体系之后，可能就会清晰。首先，最重要还是要有明晰的对产业和企业的价值判断，这是最主要的。如果你明确知道这家公司值1000亿的市值，它可能会从100亿市值跌下来，跌到70亿，你不会太恐慌，你只会继续去研究考证，跌到50亿，你可能还是不会太紧张，跌到30亿可能会更加的兴奋。

　　此外，方法体系体现在宏观方面，可能有时大的波动也需要我们有一些宏观的背景知识，这里边像在2008年的时候，那时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我们当时的判断在纸币的时代，其实危机的解决会比以前更容易，因为进行这种印钞或者量化宽松，很有可能是一个帕累托的改进。帕累托的改进就是破产的机构得到救助，然后富裕的机构，因为他们持有的主要是证券、房产等资产，那么资产会增值，也很happy，政府挽救了经济也很happy，然后个人也很happy，所以在纸币的时代实际上危机的应对比以前要容易得多。

　　第二个应对方法是要改善我们的工具，比如说我当年的产品，做公募时的产品，因为基本上它是一个有下限仓位的产品，它基本上硬抗，但是现在我管的高端专户，它是带对冲的，我可以既保留我这些非常优秀的股票，长期持有，不把它卖掉，同时我又可以通过相当于股指期货去对冲一部分风险，所以说这就是工具的应对。

　　第三个是通过组合管理的应对。比如我们可能组合里边有15个左右的细分行业，当然除了这15个左右细分行业，其实里边既有这种四、五十倍估值的，甚至更高估值成长股，也有十几倍二十几倍的成长股，甚至还有和很多人想象不一样，我们还有只有几倍市盈率的成长股，三四倍、四五倍的，但我们认为是成长性的公司，可以通过一些工具去缓解，所以说是一个综合性的方式。

　　最后的话就是要有好心态了。你真的碰到这种超级的经济的波动和股灾的时候，你所有这些工具都用上了，你还是跌了。市场跌个40%，50%，60%，你跌个十几、二十，那时候也可能不用这种捶胸顿足吧，因为毕竟可能很多组合都跌五十、六十，甚至更多了。所以有时候到最后一项自己还是要有一个好心态，当然好身体。

　　转载自李迅雷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