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缘政治、全球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转型等多重不稳定因素之下，2023年12月11-12日，新一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为明年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一方面继续强调了“高质量发展”的硬道理和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主基调，另一方面部署了明年的九大任务，其中对如何应对地方债务危机、深化改革、高水平开放、改善民生等热点领域，进行清晰布局。

　　如何更具体地理解此次中央会议传达的信号，如何认清当前中国经济的走势，观察者网高艳平专访了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

　　李迅雷尤其对2024年的经济目标提出两大建议，一是建议将GDP增长率的预期目标确定在全球GDP增长率的1.5-1.7倍，在目前中国占全球GDP比重18%左右的格局下，设立这一增长率水平仍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27-30%之间，继续引领全球经济。

　　既然二十大报告明确了高质量增长的目标，就不能像过去那样片面为了追求GDP目标的实现而放低质量发展要求。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提出“持续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何谓量的合理增长？李迅雷认为，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高度相关，疫情三年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假设明年全球GDP增速只有2.5%，我们真的有必要把目标设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吗？

　　二是建议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尝试设定物价控制目标的下限，即过去一直以CPI控制在3%作为上限，今后可以设定不低于1%的下限，这将有助于“提高预期”，提振消费和投资，有助于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将领先于全球

　　观察者网：2023年是疫情放开之后的第一年，回顾这一年的成绩，中央对中国经济总的定调是“经济回升向好”，并且说，“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您怎么理解这个定调？您如何看待当下的中国经济形势？

　　李迅雷：今年我国GDP的增速预计在5%以上，相比2022年的3%的速度大幅提高。这是在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两年大幅回落的背景下，仍然取得的较高增长。

　　2024年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拖累应该会减少，而消费的增速将保持稳定，出口增速也有望走出负增长，那么，2024年中国经济的增速预计仍能维持中速增长的水平。从长期看，全球经济受制于各国政府的高债务和结构性矛盾，低增长高震荡的特征很难改变，但中国政府的实力相比其他经济体更为厚实，将对未来经济稳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相比之下，根据IMF、OECD等国际组织及全球知名投行的预测，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明年的经济增速都将有所下行，而且增速估计不足我国明年预期增速的一半，同时全球平均增速估计降至2.6%左右。若按此估算，则明年中国若实现4.5%的增速，则对全球的经济增长贡献仍可维持在30%以上。

　　当然，中国经济的转型是必须的，优化结构和高质量增长是长期目标，在实现该目标的过程，经济的潜在增速可能会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而有所回落，但领先全球平均水平的优势应该很难改变。

实事求是认识困难与挑战

　　观察者网：提到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会议指出“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怎么理解这个表述？在您看来，哪些或哪个问题更要害、更急迫？

　　李迅雷：这次会议对于当前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还是提得非常实事求是的。2021、2022年的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三重压力：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而这次一口气提了六个方面的困难或挑战，说明对当前和今后面临的问题已经有了客观、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其中“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这三条分别对应去年的三重压力，但把压力的特征描述得更加具体和精准。例如，需求问题放在第一位，且把它定义为“有效需求（具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非潜在需求或理论需求，这就需要把提高居民收入、同时把社会保障水平放在重要位置。

　　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也是导致我国PPI为负的原因之一，这与疫情期间的“供给冲击”不一样了。这种背景下，一方面要提振信心，改变预期偏弱的问题，如会议提出“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另一方面仍需要财政、货币政策来配合，拉动需求增长。

　　会议提出要防范发生系统性风险，那么，对于“风险隐患仍然较多”的问题，一定要未雨绸缪，做好防控风险预案。正如会议所提出的“房地产企业、地方债务和中小金融机构”所存在的风险均需要积极应对，这应该是明年的重点所在。

扩大再融资债规模——与“谁家的孩子谁来抱”并不抵触

　　观察者网：谈到明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地方债务是绕不开的话题，2023年很多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方面的讨论。我们看到文件里面提到“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严格转移支付资金监管，严肃财经纪律”，“严控一般性支出，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看得出中央层面开源节流应对债务危机的决心。2023年下半年，中央已经增发1万亿特别国债用于支持地方灾后重建，这里再次提到“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用作资本金范围”，如何理解？地方债务多大程度上拖累中国经济，您如何理解？

　　李迅雷：扩大专项债券资金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可以持续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投资拉动力，可以确保政府投资力度不减，同时带动扩大社会投资，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

　　2023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比较明显，尤其在房地产领域。如果专项债作为基建投资项目的部分资本金，就可以起到杠杆作用，提高基建投资的增速，从而实现稳投资的目标。

　　当前地方债务规模较大，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按照广义地方债务的定义，当前广义债务利息支出占广义财政的2%左右，说明债务成本是比较高的。

　　怎么能够降低成本，我曾专门做了比较，我国是中央债占比较低，但各种地方债——包括地方政府的专项债、一般债、城投债、非债券类债务在内，加起来的规模在全球范围来看几乎是最高的。但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是，我国中央政府的杠杆率水平比较低，只有21%，这样我国政府部门的总杠杆率水平并不高，风险也不算大。2024年可以继续通过中央政府给地方发行再融资债的额度，用较低的融资成本来替换过去较高融资成本形成的债务。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发再融资债与“谁家的孩子谁来抱”并不抵触，但可以大幅减低地方债务成本，有利于化债工作的顺利推进。因此，我认为明年地方债务风险并不大，爆雷的概率比较低。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或是未来十年经济发展首要目标

　　观察者网：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4年九大任务，其中第一条就是产业政策，即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相比来说，去年扩内需放在首位。如何理解在中央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突出位置？

　　李迅雷：二十大提出要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科技创新是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最重要抓手。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方面华为的科技引领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同时，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将成为推动中国持续增长的长期动力。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但仍不是制造业强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提高其科技含量。为此，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我预计中央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首要位置，不仅是2024年的经济布局，很可能是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主基调。

从土地出让金财政到股权财政——有赖于国企改革进一步推进

　　观察者网：九大任务的第三条提到，要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这一两年来，经济学家对于深化改革的呼声比较大，具体表现之一就是两个不动摇的执行问题。2023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您如何理解当下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当前的改革，哪些方面或哪一方面您比较关注，如何解决？

　　李迅雷：会议提出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大动力。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5周年，回顾我国的十四至十八届三中全会，其主题都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深化改革开放来展开。可见过去30年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核心就是改革开放。

　　我对提到的其中三大领域的改革比较关注。第一个是“不断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在各类经营主体中，民营经济体量最大、贡献的就业人数最多，创造的经济价值最大，因此落实好“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对活跃民间投资、稳定和扩大就业等都至关重要。

　　会议提到的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公平执法、权益保护等方面落实一批举措。期望这些举措能尽快落地。

　　第二个是国企改革。会议提出“深入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我在去年年末就提出了“股权财政”这一思路，认为要做优做强做大国企，就需要推进国企改革和并购重组，盘活国有股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使之更加科学合理，从而提升其估值水平，真正实现保值增值，同时也能给国家财政增加收入，从过去长期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收入，转型到从股权财政中获得收入。从过去12年看，央企由于估值水平下移，成为其市值占比明显下降的一大原因。

2010-22年央企在A股市值占比下降近一半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对资本市场而言，国企改革的成功与否对于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也至关重要。因为国企市值大，对指数的影响也举足轻重。

　　第三是“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落实金融体制改革”，财税改革涉及到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这对于调整居民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肯定是有利的，故这对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和预期偏弱问题也是有帮助的。金融体制改革则有利于朝着金融强国的目标去发展。

高水平开放——形成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

　　观察者网：第四条任务是关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会议提出了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的说法。由此联系到今年中国外商投资金额跌入低点备受关注。（前三季度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199.7亿元，同比下降8.4%）但也有学者指出，中国目前不缺资金，这也不值得担心。您如何看待现阶段中国外商投资金额的下滑，以及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李迅雷：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即中国的开放之门要越开越大，提供的便利性和规则要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从而继续提高我国的外贸进出口份额，吸引更多的外资到中国投资。

　　之所以强调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是因为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正在消退，因此需要增强我国全球最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会议提出要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这些举措一定会对外资产生新的吸引力。‍

过去10年中国对主要经济体出口份额变化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当然，中国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此消彼长的特征，即新兴产业崛起的同时，低端产业外迁现象，所以FDI的下行是一个正常现象。如日本、韩国等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都出现了外资的净流出。

　　我国与日韩相比，经济体量更大，市场也比他们大得多，加上基础设施和产业链的优势更加明显，因此对外资的吸引力将长期存在，关键在于要提供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来吸引外资。中国经济必须是双循环才能实现稳增长的目标，高水平开放将是长期国策。

“量的合理增长”应该用什么衡量？

　　观察者网：最后，您对今年中国经济目标任务的完成，和明年经济走势如何预测？

　　李迅雷：我认为，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应该能够顺利完成。但也应该看到，这里既有去年基数较低的因素，又有名义增长率低于实际增长率的原因。2024年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的压力还是客观存在的，应该把不利因素考虑更充分一些，这样才能做到进退自如。

　　不少学者猜测或建议2024年的GDP增速目标为5%左右，但我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持续推动我国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是非常正确的表述。

　　因为经济增速的快慢与内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目标定的过高，容易导致“冒进”，过低则导致内循环不畅。因此，如果把GDP的增速目标设定为全球平均GDP水平的1.5-1.7倍，根据历史数据比较，这应该属于“较合理”增速了。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高度相关，疫情三年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假设明年全球GDP增速只有2.5%，我们真的有必要把目标设为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吗？从过往的经验看，目标过高会导致每年都成为“关键之年”，从而为实现目标而大力度加杠杆，导致债务增长过快，对长期目标的实现反而不利。

　　有人担心GDP增长目标设定过低，会导致就业压力——这实际上就取决于“质的有效提升”了。如美国今年的失业率创新低，而它的实际GDP增速估计在2.5%左右。之所以低增长也能实现充分就业，就是因为它的服务业贡献了80%的GDP和总就业的84%。因此，未来中国的服务业发展空间还很大，同时可以解决因制造业升级带来的该行业就业人数减少问题。而2022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已经达到47%。

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84%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目前大家不清楚政策的“轻重”力度究竟有什么变化，但我始终认为，政策是“对冲风险”的，即跨周期、逆周期的调节会持续，以稳增长为目标，稳中求进、底线思维。

　　从名义增速看，2024年出口或将转负为正，对GDP的贡献有所提高，消费将继续平稳增长，而投资增速则保持平稳，其中房地产投资的负贡献将缩小。

　　由于今年PPI和CPI可能都为负，而我国长期以来都以防通胀为目标，如今在人口老龄化加速、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建议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尝试设定物价目标的下限，即过去一直以CPI控制在3%作为上限，今后可以设定不低于1%的下限，这将有助于“提高预期”，从而提振消费和投资，有助于把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转载自李迅雷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