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知前事，请看贵为高层身边“红人”，为何会落得黯然离开的下场？）

   “我们去福州干什么？”在飞往福州的飞机上，我问马骝，他意味深长地说：“到了以后，你便知道。”

   他是副总，我刚入行的新丁，一个小记者。纵使他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亦十分信任我，但亦不会把我视作心腹。

   九十年代初的福州已经很兴旺，只是城市没规划、交通一团糟，但人们精神饱满，对前景充满希望。

   “下机后，我们去什么地方？”我转换另一个问题去试探马骝。“先去一个地方见一些人，然后再出去看看。”他说了一个梗概，却又毫不实在，等于没说，我也不再追问。

   其实，那次是公司派给马骝一项任务，去福州发展房地产业务。当时全国几个对外开放城市都大兴土木，福建有许多人跑出国，赚了外汇都在家乡和福州买房子。

   公司在内地开展其他业务有她的优势，即使和报业没关也没所谓，又何况有人脉，又同声同气，不用猜度投资方的背景、银行又乐意贷款，借多少便多少。只要看准位置，投入第一期资金，便是一笔有赚无蚀的生意。

   当天下机后，我们到市政府拜会了几位领导，然后便由负责房地产开发的领导，带领我们参观十几个项目。马骝兴致勃勃，认为每个项目都大有可为，他没有和对方讨价还价，反而不断向对方派定心丸，说我们志在必得，弄得对方心花怒放。晚上饮宴，宾主尽欢。

   回程时，我说：“其中一处近水库，似乎太偏远了。”

   “你看看中国人，愈来愈有钱。他们有了第一桶金，会在家乡建屋，有了第二桶金会在福州买屋，有了第三桶金，会买别墅，到了他们有第四桶金，他们会做什么？”他反问我。不待我回答，续说：“在北京、上海，甚至香港买屋。”

   “还有另外几块地皮，附近交通仍未配置好。”马骝打断我的话：“一个人有了钱，买得起房子自然买得起汽车，right？”他的分析没错，只可惜时差早了十年，累得他“滑铁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