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的事情本质上表达的是中国的财政问题。财政是道德的风向标。国家鼓励什么反对什么，全都在税收里面，如果鼓励劳动就会把劳动的税降得低低的，让劳动的人有尊严，如果鼓励资本，就会把劳动者收死。 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的政策推高了房价，居住是人的基本需求，在居住上的开支是不能避免的。老百姓在生活必需品上支付的超过正常水平的部分，我把它视作类税性支出。高房价让老百姓在支付“超级地租”，其实这也是一种财政行为，相当于国家把收税的权力部分让渡给了地产商，房价中很大一部分应该视为价内税。 基于我对香港的观察。香港政府是典型的小政府，预算也透明，从表面上看香港的税率非常低，可是这么低的税收，老百姓怎么那么辛苦呢?一定有税收以外的东西压在他身上。那我们就看老百姓的负担，主要是供楼或房租。全世界的正常情况是，一个人支付居住的支出不应超过全部收入的30%，越文明的国家或地区越低。 香港呢?快到60%了。老百姓的不合理支出到谁那去了?香港弹丸之地出现了一大批世界级富豪，他们不是在做生意，是在收房租。这个钱老百姓一定要付的话，应该是交给政府，由政府搞建设满足居住需求。香港应该像德国一样，是一个高税负地区，比如说50%的税率，然后生老病死、读书、居住政府全包了，但在香港各方面全不包，钱全给了几个地产商，地产商僭越了政府的土地权。不光是香港，内地也搞这一套，老百姓都在承受超级地租。

转发卢麒元的一些言论： 财政是一个国家维持秩序所必须的那部分钱，通常维持一个国家的秩序，需要一支军队，一支公务员队伍，一个扶危济困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我们可以把财政理解为一个国家的制度成本。财政收入由各种税和费构成。 但财政职能不止于维持制度的正常运行，还有平衡社会收入的职能，就是抽肥补瘦，进行社会再平衡。 在现代文明国家，财政的两大职能同等重要，特别是第二个职能的存在和完善表明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社会收入再平衡意味着劳动者的劳动被确认，意味着国家创业和创新的能力。怎么样才能激发国民的创业和创新能力?通过财政的再平衡和收入的再平衡奖励那些真实劳动和创业创新的人，使劳动的收益超过食利的收益。 2000年以后，我们的财政的转移支付能力急剧衰落，去工业化进程逐渐开始了，因为允许食利阶层出现，允许资本利得远超过劳动收入。一个人如果在北京有两套房子，出租收入肯定好过去当一个白领，如果有3套豪宅出租，基本上相当于办一个工厂了。 创业创新能力急剧衰退的原因之一是食利的出现，因此要在财政上做功课，增加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税负，平抑食利阶层的利益，增加劳动者的福利—不是救济，而是让劳动者获得他们的价值。只要把食利打下去，创业和创新就会迸发出来。 现在我们的中低端工业在迅速消失。很多企业在考虑搬去河内或者西贡（即胡志明市），去越南还有活下来的可能，那有优惠政策，有年轻劳动力。可全搬过去了，我们国家怎么办? 德国的情况是，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的课税和对劳动的课税大体上是一半一半。英国这样的国家，对资本好一点，资本课税也至少占整体税赋的三成以上。在香港，对资本课税趋近于零，在内地基本上是没有。这是不可以理解的，这和现代文明是相逆的。 我觉得如果对资本持有和资本利得征税，占到总税赋的30%一点问题都没有。这30%不要用来去做其他的，就用来水平转移支付，社会财富因此会平衡。 这个过程的含义是多重的，首先是社会收入再平衡，其次是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中国有钱人人均居住面积至少超过1000平方米，他们在所有好地方都买楼，有几十套很正常，大部分是豪宅，很多不住也不租，就放在那，全世界没有这样的情况。财政要平衡收入，让劳动者有尊严，还要平衡资源，让资源有效地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