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可能，开新场子，大象回归，起码造个势噻

够呛

可能快要降准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我们的各个方面，从中美贸易开始，现在影响到中美的科技、经济、人文、社会、国防、军事、地缘政治方方面面。甚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比如我们前段时间东北缺电，再比如英国的油荒，这些都和大变局有关系。就是因为之前的超级全球化，现在已经变成有限全球化，甚至有人称之为逆全球化。 我们如果不看大变局的话，很难理解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很难理解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变化。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我们和欧盟、日本、印度的关系都在变化，我们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在变化，两岸关系在变化。 所以总体上看，我们对这一波变化还是没有太深刻的理解。大家都是比较肤浅地看待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实际上在非常深刻的变化，中美从建交到现在，现在的中美关系，无论是G2G的关系（政府跟政府之间），还是P2P（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都不如从前。你看看美国的民调调查，美国90%多的人都对中国有负面看法，你再看看80年代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7次登上美国《时代》杂志。 新冠疫情是另外一个因素。即使没有新冠疫情，中美关系也是会变。 对于这个大变局，我们最高领导2017年就有这个预判，因为他和奥巴马有那么长时间的谈话和讨论。作为两国领袖，他们对中美关系心里是有底的。只不过当时双方领导人都还是比较理性的，但是当特朗普这一个局外人上来，他就把所有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 以前我们老是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过程中会有问题，但是问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来解决，如果不发展，所有的问题都是问题。实际上中美关系也一样，大家在交往在发展，问题肯定会有，但还是可以得到解决，可现在交往很少，那么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严重。 有一点大家必须看到，中美关系实际上是美国内政的一个反映。国际关系其实很简单，就是三句话：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如果理解这些话，就能理解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背景是美国的内政延伸，因为全球化影响了美国的社会，美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萎缩，从七八十年代的70%一直萎缩到现在的50%左右，这一情况反过来又影响中美关系。

日前，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在接受观察者网专访中指出，中美关系演变实际上是美国内政变化的一个反映。美国自己的问题搞定了，中美关系就有稳定的基础，美国问题搞不定，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坏。 观察者网：郑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观网的采访。第一个问题和您最近的新书《大变局中的机遇》有关。我们最高领导层在2017年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那您觉得大变局现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另外，现在的新冠疫情对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有哪些影响？ 郑永年：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是看中美关系的话，在奥巴马后期已经开始了，到特朗普掌权的时候爆发出来，现在拜登时期还在延伸着。 对于这个大变局，我想很多人心里还是没有准备好。因为从80年代开始，从美国里根革命、英国撒切尔革命那时候开始了一波全球化，而且这一波全球化比以前的全球化的广度、深度、力度都要强。哈佛教授、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把它称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这波全球化持续了将近40年，所以大家的心理已经适应这波全球化了。对现在这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还是心理准备不足，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中美关系能不能得到改善？当然两国的交往、尤其是两国的领袖交往很重要，但是从根本来说还是取决于美国内政，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能不能调整？美国的财富分配、收入分配能不能做得好？我们当然不喜欢特朗普，特朗普就只提倡“美国优先”，但是希望他们真正能做到“美国优先”，把美国的问题搞定。美国自己的问题搞定了，中美关系就有稳定的基础，美国问题搞不定，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坏。 最近美国的一个共和党众议员（麦迪逊·考特恩，Madison Cawthorn）说如果共和党执政，就要没收所有中国在美资产。这就是民粹主义崛起的反映。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意识到，美国现在对华政策越来越具有法西斯主义色彩。如果拜登真的能稳定美国国内形势，能稳定发展，对中美关系是好的。美国国内越乱，我们越要提防中美关系的迅速恶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我们的各个方面，从中美贸易开始，现在影响到中美的科技、经济、人文、社会、国防、军事、地缘政治方方面面。甚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比如我们前段时间东北缺电，再比如英国的油荒，这些都和大变局有关系。就是因为之前的超级全球化，现在已经变成有限全球化，甚至有人称之为逆全球化。 我们如果不看大变局的话，很难理解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很难理解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变化。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我们和欧盟、日本、印度的关系都在变化，我们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在变化，两岸关系在变化。 所以总体上看，我们对这一波变化还是没有太深刻的理解。大家都是比较肤浅地看待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实际上在非常深刻的变化，中美从建交到现在，现在的中美关系，无论是G2G的关系（政府跟政府之间），还是P2P（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都不如从前。你看看美国的民调调查，美国90%多的人都对中国有负面看法，你再看看80年代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7次登上美国《时代》杂志。 新冠疫情是另外一个因素。即使没有新冠疫情，中美关系也是会变。 对于这个大变局，我们最高领导2017年就有这个预判，因为他和奥巴马有那么长时间的谈话和讨论。作为两国领袖，他们对中美关系心里是有底的。只不过当时双方领导人都还是比较理性的，但是当特朗普这一个局外人上来，他就把所有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 以前我们老是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过程中会有问题，但是问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来解决，如果不发展，所有的问题都是问题。实际上中美关系也一样，大家在交往在发展，问题肯定会有，但还是可以得到解决，可现在交往很少，那么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严重。 有一点大家必须看到，中美关系实际上是美国内政的一个反映。国际关系其实很简单，就是三句话：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如果理解这些话，就能理解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背景是美国的内政延伸，因为全球化影响了美国的社会，美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萎缩，从七八十年代的70%一直萎缩到现在的50%左右，这一情况反过来又影响中美关系。

日前，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在接受观察者网专访中指出，中美关系演变实际上是美国内政变化的一个反映。美国自己的问题搞定了，中美关系就有稳定的基础，美国问题搞不定，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坏。 观察者网：郑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观网的采访。第一个问题和您最近的新书《大变局中的机遇》有关。我们最高领导层在2017年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那您觉得大变局现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另外，现在的新冠疫情对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有哪些影响？ 郑永年：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是看中美关系的话，在奥巴马后期已经开始了，到特朗普掌权的时候爆发出来，现在拜登时期还在延伸着。 对于这个大变局，我想很多人心里还是没有准备好。因为从80年代开始，从美国里根革命、英国撒切尔革命那时候开始了一波全球化，而且这一波全球化比以前的全球化的广度、深度、力度都要强。哈佛教授、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把它称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这波全球化持续了将近40年，所以大家的心理已经适应这波全球化了。对现在这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还是心理准备不足，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睡王根本就稳不住美国两党之间的尖锐对立，自己的民调支持率也在狂掉，明年11月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的选情不妙。

中美关系能不能得到改善？当然两国的交往、尤其是两国的领袖交往很重要，但是从根本来说还是取决于美国内政，美国的经济结构失衡能不能调整？美国的财富分配、收入分配能不能做得好？我们当然不喜欢特朗普，特朗普就只提倡“美国优先”，但是希望他们真正能做到“美国优先”，把美国的问题搞定。美国自己的问题搞定了，中美关系就有稳定的基础，美国问题搞不定，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坏。 最近美国的一个共和党众议员（麦迪逊·考特恩，Madison Cawthorn）说如果共和党执政，就要没收所有中国在美资产。这就是民粹主义崛起的反映。作为中国人一定要意识到，美国现在对华政策越来越具有法西斯主义色彩。如果拜登真的能稳定美国国内形势，能稳定发展，对中美关系是好的。美国国内越乱，我们越要提防中美关系的迅速恶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影响我们的各个方面，从中美贸易开始，现在影响到中美的科技、经济、人文、社会、国防、军事、地缘政治方方面面。甚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比如我们前段时间东北缺电，再比如英国的油荒，这些都和大变局有关系。就是因为之前的超级全球化，现在已经变成有限全球化，甚至有人称之为逆全球化。 我们如果不看大变局的话，很难理解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很难理解国家地区之间的关系变化。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我们和欧盟、日本、印度的关系都在变化，我们处理香港问题（的态度）在变化，两岸关系在变化。 所以总体上看，我们对这一波变化还是没有太深刻的理解。大家都是比较肤浅地看待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实际上在非常深刻的变化，中美从建交到现在，现在的中美关系，无论是G2G的关系（政府跟政府之间），还是P2P（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都不如从前。你看看美国的民调调查，美国90%多的人都对中国有负面看法，你再看看80年代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7次登上美国《时代》杂志。 新冠疫情是另外一个因素。即使没有新冠疫情，中美关系也是会变。 对于这个大变局，我们最高领导2017年就有这个预判，因为他和奥巴马有那么长时间的谈话和讨论。作为两国领袖，他们对中美关系心里是有底的。只不过当时双方领导人都还是比较理性的，但是当特朗普这一个局外人上来，他就把所有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 以前我们老是说“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过程中会有问题，但是问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来解决，如果不发展，所有的问题都是问题。实际上中美关系也一样，大家在交往在发展，问题肯定会有，但还是可以得到解决，可现在交往很少，那么这个问题就变得更严重。 有一点大家必须看到，中美关系实际上是美国内政的一个反映。国际关系其实很简单，就是三句话：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战争是政治的另外一种形式；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如果理解这些话，就能理解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背景是美国的内政延伸，因为全球化影响了美国的社会，美国的中产阶级人数萎缩，从七八十年代的70%一直萎缩到现在的50%左右，这一情况反过来又影响中美关系。

日前，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代行院长、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在接受观察者网专访中指出，中美关系演变实际上是美国内政变化的一个反映。美国自己的问题搞定了，中美关系就有稳定的基础，美国问题搞不定，中美关系会越来越坏。 观察者网：郑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观网的采访。第一个问题和您最近的新书《大变局中的机遇》有关。我们最高领导层在2017年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概念，那您觉得大变局现在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另外，现在的新冠疫情对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有哪些影响？ 郑永年：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果是看中美关系的话，在奥巴马后期已经开始了，到特朗普掌权的时候爆发出来，现在拜登时期还在延伸着。 对于这个大变局，我想很多人心里还是没有准备好。因为从80年代开始，从美国里根革命、英国撒切尔革命那时候开始了一波全球化，而且这一波全球化比以前的全球化的广度、深度、力度都要强。哈佛教授、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把它称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这波全球化持续了将近40年，所以大家的心理已经适应这波全球化了。对现在这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家还是心理准备不足，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