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65年军事政变中的印度尼西亚剿共大屠杀，乃是一个历史大伤口，更是当地华人的梦魇，一直未获平反，直至日前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在一演说中承认，印度尼西亚在过去曾犯下许多严重侵犯人权事件，当中包括1965年和1998年的暴力事件，大量华人受牵连被杀，后者更涉嫌有华人妇女遭强奸，都未有得到官方认真的调查，终于维多多开口了，但他只表示遗憾，人权组织不满，指还欠一个道歉。

印度尼西亚总统维多多(shutterstock)

   维多多为什么只表示遗憾，不作道歉呢？事实上，多届总统亦持这样的态度，不无原因，这可能非不想，而不敢也。我们有否留意到，当维多多谈到1965年屠杀时，总统府外面有不少人在抗议，高喊反共有理，何须道歉？！他们大多是穆斯林，反共情意结早根植在心中，深信当年不踢走亲共的苏卡诺，印度尼西亚便成共产国家。

   这和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伙拍苏哈托，共同开动的宣传机器及惊吓的政变行动有关，在印度尼西亚老百姓之间已收了极大的震摄之效，特别是穆斯林社群，他们深信无神论的共产党就是最大的异教徒敌人，令“共产主义”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禁忌。因此，自65年事件往后的数十年，一种苏哈托式史观的黑暗论述不断受固化，对这段反共清洗历史的颂扬，把好几代印度尼西亚人彻底洗脑，至今仍未给纠正过来，这使得人权组织势孤力薄。

   美籍导演欧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企图抗衡这种黑暗论述，花了6年时间还原事实真相，制成纪录片“我是杀人魔”(The Act of Killing)，但一直遭禁止在印度尼西亚上演，拍摄时也只能偷偷摸摸。印度尼西亚主流社会不仅未有对那段黑暗历史进行反省，反而不时上演新红色恐慌。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印度尼西亚是美国防止铁幕筑起的东南亚第一大国，也是西方在亚太区的反共桥头堡，因此左倾的开国元首苏卡诺必不见容于西方，更何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乃是东西方阵营冷战的高峰期，也是美国因协助各地剿共而导致政变和暗杀频生的时期，从拉丁美洲到亚洲，只不过印度尼西亚65年大屠杀的受害者人数也太夸张了。

   国际社会估计受害者约在50万到一百多万之间，但曾亲自参与大屠杀的陆军“红帽子特种部队”司令沙哦野地在临死前写了一本书《50 Tahun Merdeka & Problema Tapol》(Napol,1995)，书中他坦白承认，在他的命令下曾杀掉上百万人。他不是唯一的刽子手，那么，牺牲者总数有可能更多，当中有不少为华人，屠杀的过程是如此盲目和残酷，宁滥莫纵，可与纳粹大屠杀相提并论。

   根据数年前美国的解封档案揭露，证实了美国政府对当时军方主导屠杀的规模以及穆斯林组织参与杀戮完全知情，并向刽子手提供了一张涉共人士的名单，当中其实有不少无辜者，但美国随后更支持苏哈托的屠杀和政变行动。难怪苏哈托一上台，即找来一批美国专家作顾问，并对美国在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利益，给与毫无保留的照顾，这包括对苏门答腊的热带森林开发，其中最惹争议的就是美国在新几内亚岛西部的伊瑞安查亚省(Irian Jaya)的资源开发手段，这个省现在改称为西巴布亚(West Papua)。

   记者皮尔格(John Pilger)在其著作《新的世界统治者》(The New Rulers of the World)对印度尼西亚苏哈托在1965年展开的剿共大屠杀，有这样的描述：“一个军事独裁者接管了该地区，一百万人被杀，但自此红地毯为西方资本铺开。这是美式全球化在亚洲的开始，而印度尼西亚成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榜样，血汗工厂和腐败的权贵资本主义则是苏哈托留给印度尼西亚的遗产。”

   可是，印度尼西亚好些激进穆斯林社群仍以反共为己任，这几年都不时突然发生零星的反共产党示威，例如年前在中爪哇省主要城市之一梭罗(Solo)，有人焚烧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国旗，但没有主流媒体报道，只有当地小报和独立网媒流传。在今次中美新冷战时代，类似梭罗的示威会否不断上演，而当地华人又恐成代罪羔羊？实在值得我们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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