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执政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的施政影响到每一个社会角落。当他的国葬在争议声中结束的第三天，日本媒体就刊出了以下一则消息：

　　“东京的医疗法人社团正推进在市内设置弃婴接收点，匿名接纳父母无法养育的婴儿，预期于2024年秋投用。计划中的东京弃婴接收点设于一家妇产科医院，将有工作人员365日全天候进驻，除了接受弃婴外，还会协助有需要女性‘秘密分娩’，以及为婴儿找寻收养人等。”

作为日本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施政影响社会每一角落。（互联网）

“弃婴摇篮”与“妈妈的过错”

　　就是这样一条简短的消息，也隐含了安倍时代残留的影子。2007年，熊本市慈惠医院开设了日本首家“弃婴摇篮”，结果却遭到了安倍的当头棒喝。当时首次出任日揆的安倍毫不留情批评说：“让妈妈可以用匿名的方式弃婴儿不顾，这东西好吗？我非常反感！”

　　安倍在批评中毫不掩饰表达了一种观念，即弃婴问题是“妈妈”的个人选择，社会不应施予援手。这种观念实际上亦为他在之后推出的“安倍经济学”，把企业生存置于社会个体福祉之上的思路埋下了伏笔。

日本首家“弃婴摇篮”曾被安倍批评。（互联网）

　　在安倍政府的带头抵制下，全日本迄今也只有慈惠医院一家“弃婴摇篮”在营运，而这家机构在成立后的首10年接收了130名弃婴，即平均每月1名。如果有关计划推广到全日本各地，上述数据也就可能被揭发只是冰山一角。推动在东京设置弃婴接收点的医疗法人社团理事长小暮裕之直言，儿童虐待案频发令人担忧。虽然社会舆论对于设置弃婴接收点褒贬不一，但他仍希望推广到日本各地。

新生代难以复刻的繁荣

　　长期以来，类似日本少子化问题一般都会被媒体渲染成年轻夫妇的“个人选择”，例如为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而放弃生育，或者是追求时髦的跟风行为。弃婴问题浮上水面，显然为少子化现象添加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因素。

　　类似“个人选择与社会无关”的观念，贯穿自民党政府治下，及经济泡沫破灭以来的日本。例如“草食男”、“啃老族”，被形容为一群具有特殊的、变异性质的群组，而忽略了在经济泡沫破灭后新生代无法在个人事业与财富超越父母的“无力感”。当今天的日本青年从父母的旧衣衫和用品中，感受到上世纪80年代年轻人的奢华生活之时，恐怕难以找到复刻这种繁荣的路径。

　　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亦在老人群体蔓延，而安倍的施政同样成为了催化剂。NHK在2014年曾播出一套《老后破产》的纪录片，讲述日本老人作为战后一代成功者，年轻时事业一帆风顺，自置了物业，也有了积蓄，满以为退休后可以无忧生活。然而随着自己长命百岁的活下去，既缺乏政府的经济和医疗支持，而安倍又在此时推行日圆量化宽松政策，导致老人储蓄被稀释，陷入《楢山节考》式的恶梦。

核灾后的安倍三支箭

　　2011年爆发311东日本大地震并引发福岛核灾，安倍于次年二度拜相，推出振兴日本灾后经济、以“三支箭”计划为核心的“安倍经济学”，第一支箭就是大规模量化宽松；第二支箭是扩大国家财政支出；第三支箭则是促进民间投资。“安倍经济学”一如既往贯彻了他的政治优先秩序，既通过透支国力来扶持企业生存，寄望振兴私企，再惠及社会个体。

安倍在福岛核灾后推出振兴经济的“三支箭”政策。（电视画面）

　　事实上，日本在战后也是透过企业在海内外市场的成功扩张，打造经济奇迹并惠及年轻劳动人口，有效化解了民间左派政治运动。就此角度而言，安倍的三支箭可以说是继承了自民党一贯的治国思路，再受到当时美国奥巴马政府在金融海啸后的量化宽松启发，本身并无新意。

　　不同的是，日本今非昔比。在海外市场，彼时日企已在数字化进程中输给美国，连白色家电也相继被韩国和中国追上。在国内，少子化、啃老族、老后破产等问题依次“爆煲”。“安倍经济学”就像挂在国民身前的诱饵，但当企业并未能按安倍设想再次成为经济成长动力时，社会个体，尤其是弱势社群就沦为了三支箭的牺牲者。

东奥打开民怨爆发缺口

　　在此背景下，虽然日本的社会民怨往往呈现一种碎片化状态，但近期国内发生争议性事件时，却一再打开民怨大爆发的缺口。去年夏天的东京奥运，就罕有地招致了日本民众的示威反对浪潮。当时，新冠疫情爆发为“安倍经济学”泼下一盆冷水，安倍再度以健康欠佳为由辞职。他的继任者菅义伟在商界催促下，坚持于7月举办奥运会。

　　大批民众要求菅义伟内阁收紧防疫取消东奥，甚至是在奥运开幕式期间，亦有民众在会场外示威。此情此景，与1964年日本经济成长下的东京奥运盛况，形成令人唏嘘的对比。菅义伟因为坚持举办奥运，民意支持率跌至只有28%，于9月黯然下台，从而开启了岸田文雄时代。然而才不到一年时间，日本民间又掀起了反对安倍国葬的大规模示威，这是否说明，自民党治下的民怨爆发频率之高，已不容得再以鸵鸟态度应对？

去年东奥惹来民众示威潮。（互联网）

　　即使是在安倍去世后，获他提拔的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仍在喋喋不休为货币宽松政策护航，但民生问题也已纸掩不住火。在岸田内阁为安倍举行国葬次日，日本明治田生命保险公司公布一项针对年轻父母的民调结果，发现有高达85.2%表示“物价上涨增加育儿费用负担”。只有29.5%的父母“还想生子”。以“未来收入存在担忧”而觉得难以生子的女性，比去年增加4.6%。

岸田时代继续冷处理社会问题

　　调查说明，类似日本少子化问题，剥开潮流术语的包装，其实和区内其他国家一样，也离不开通胀、低收入等现实的经济和民生负担考虑。岸田在上台之初尚且打出民生牌，呼吁企业为员工加薪，虽然此举最终无非也是为了刺激国内消费以挽救疫下经济，但却并未获得商界响应。而岸田自此也把眼光转移到了修改和平宪法、北方四岛主权归属等自民党传统的“宏大议题”，对此起后伏的民间不满加以冷处理。

　　是以，当反对安倍国葬的民众表达了诸多诉求后，岸田内阁却只专注于“统一教会”问题。它的逻辑是：部分自民党成员与宗教团体的“个人关系”，导致了国民不满，因此属于个别事件。只要岸田内阁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清理这批政客，事件就会告一段落。

　　如此一来，不仅安倍派系要员被趁机清理出岸田内阁权力核心之外，示威民众提出的年轻人资源不足等问题，也再次被束之高阁，继续在沉默中“焖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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