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字刚写到一小半，手机铺天盖地传来Jane Birkin去世的消息。照此看来，五天前也才去世的米兰·昆德拉，恐怕很快又会被遗忘。但在俄乌战火延续，中美走向冲突的今天，昆德拉的去世却更带有“非如此不可”的宿命感，值得从中找寻启示。

巴黎市民在Jane Birkin寓所外献花致哀。（美联社）

　　1975年，当米兰·昆德拉初到巴黎时已届中年，开始尝试学习用法文写作，喋喋不休地讨论着沉闷的尼采和永劫回归；而来自伦敦的Jane Birkin集美貌、歌喉、演技与才智于一身，此时早已因为演绎禁歌《JE T'AIME MOI NON PLUS》的性爱呻吟，以及从碧姬·芭铎手中夺下法国音乐鬼才SERGE GAINSBOURG的爱情而声名大

噪。

Jane Birkin和Serge Gainsbourg在70年代被誉为郎才女貌。（资料图片）

昆德拉与Jane Birkin的隐喻
　
　　围绕着昆德拉与Birkin的相继去世，媒体的反应一如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情节：女主角特丽莎只身离开布拉格来到瑞士，表面原因是逃避苏联入侵，更真实的导火线却是愤恨丈夫托马斯的不忠。她带了五十张自己在布拉格之春期间拍的照片，去当地一家大型新闻图片社找工作。不料编辑婉转地向她暗示，布拉格已经过气，海滩天体主义者的照片现在更符合潮流……

　　在现实生活中的昆德拉，其实也已被西方文化界打入冷宫很长一段时间。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庆祝无意义》早已于十年前发表，并没有引发多大回响。而在他刚去世那几天而热炒的文章，都不知不觉回避了一个问题：“既然昆德拉如此伟大，为何他从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直至死去？”

昆德拉终生未获诺贝尔文学奖。（美联社）

　　没有获得诺奖，即等于从西方文化框架而言，昆德拉并不被视为颂扬普世价值的顶层文学巨匠。而昆德拉本人其实也并不热衷于挤身殿堂之列，他在《被背叛的遗嘱》、《小说的艺术》等文学理论作品中，对获得诺奖的《齐瓦哥医生》作家巴斯特纳克不以为然，将之与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乔治·欧威尔的《1984》同列为“媚俗”（kitsch）之选。

　　与此同时，海明威、卡夫卡和托尔斯泰则为之津津乐道。昆德拉在不同的国度和政治制度之间，以及不同的历史背景中讨论人性的因素，以及个人与政治及社会，以及媚俗的距离，而西方文化工业则一开始就将之扭曲成单边思维的意识型态斗争工具，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改拍成的同名电影。

被媚俗化的“不能承受之轻”

　　这部电影在1980年代末期造就了昆德拉的全球知名度，它在中国香港上演时名字被改成《布拉格之恋》，以我当时的年纪，连小说都看到一知半解，看完电影更觉得疑虑重重，选角、音乐、拍摄都天衣无缝，但就是内容的剪裁似乎与原著相距甚远，例如关于另一位女主角萨宾娜在移居法国和美国之后冷眼旁观的政治媚俗，尤其是“伟大的进军”整个章节被彻底删除，把小说优雅而不着痕迹地简化成了反苏文艺片。

米兰·昆德拉笔下的主角都对政治媚俗敬而远之，图为《布拉格之恋》剧照。（互联网）

　　时隔20多年，就在今年5月我偶然看到一篇回顾昆德拉与这部电影的文章，原来他也不同意电影的剪裁方式。据称，电影剧本在改编成英文版后并没有和昆德拉商量，这令他在看完电影后能到错愕和失望，不仅不喜欢电影，而且此后不再容许自己的作品被改拍成电影。

　　当昆德拉的作品在西方被传得红火之时，他却对过度的政治解读感到不满，认为自己只是写了三行政治，结果整篇小说都被当成是政治隐喻。事实上，昆德拉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私密感情，《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开篇就提出了他对政治的疏离：如果法国大革命不断重演，罗伯斯庇尔不断砍下法国人的脑袋，历史就会陷入“永劫回归”（eternal return），历史学家再也没有胃口来讨论。

　　在小说的尾声，萨宾拉得偿所愿，来到美国继续画家生涯，但她失去了托马斯。还在布拉格时，托马斯具有一种冷静的理性气质，而萨宾娜具有一种冷静的感性气质，两人在一块如鱼得水。离开了，再没有这位可以把他的一只袜子藏起来的恶作剧玩伴，是得还是失？

特丽莎的胜利

　　特丽莎则在感情的旋涡中赢得了最终胜利，她跟随托马斯被下放到一个农庄的医务所。托马斯被迫远离了布拉格那些环肥燕瘦的各号女人们，终日对得最多的就是集体农庄主席和猪栏里的猪头们。特丽莎终于单独拥有了托马斯，对摄影师事业和舒适生活的追求早已抛到身后。对于一名女子而言，有什么会比独享自己的情人更幸福？

　　最后，萨宾娜在美国——她其实是孤独的，虽然不乏裙下客——接到了托马斯夫妇死于车祸的噩耗。而昆德拉以两人死前一夜在酒店渡过的快乐时光为小说作结，这是一段充满音乐和电影感的优美文字：特丽莎和托马斯随着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翩翩起舞，然后特丽莎又与醉醺醺的农庄主席和小伙子跳了两三轮。

　　在生命中最后一夜，特丽莎把头靠着托马斯的肩膀，感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悲凉意味着：我们处在最后一站。快乐意味着：我们在一起。”他们回到楼上房间，托马斯打开灯，惊醒了灯罩下的一只大蝴蝶，它“扑扑飞起，开始在夜晚的房间里盘旋。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依稀可闻，从楼下丝丝缕缕地升上来。”

　　昆德拉写下了一个特定时代下的爱情小说，政治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三位来自捷克的主角都对媚俗敬而远之，而昆德拉更倾向于找寻人性的共通点，而不是对立与异化。媚俗只是昆德拉讨论的其中一个任何社会个体都不可回避的名词，但小说中还有另一个词，在后冷战时代重新走向冲突的当下更应该引起讨论，那就是“同情”（compa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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