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两会在北京举行后，内地及香港突然流行了一个新的名词——“新质生产力”。这个名词对我来说也是新的，在网上及印刷品中找寻其含义，有时也是愈看愈胡涂。想来还不如自己独立思考，替它定义，并从中发掘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方向。我会把这名词拆解为三个部分：“新”、“质”与“生产力”，每一部分在经济学中都有特殊意义，把三个部分组合在一起便构成一种发展的策略。

   先说“生产力”。在经济学中，我们惯用的概念是所谓的“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TFP）。什么才是生产力或TFP的进步？假如某工厂或经济体今年与去年投入完全相同的生产要素（例如人力、资本、土地等），去年生产了100个单位的产品，今年却可生产110个单位，那么我们便说此工厂或经济体的TFP进步了10%，亦即其效率增长了10%。

觅新动力，化解“报酬递减律”

   生产力会否每年都自动上升，从而产量自然而然增加？世界一般不会这么美好，生产力并不会无缘无故地进步。最接近自然而然的进步，来源可能是经济的积累。一批员工就算是不断地在做同一工作，久而久之，他们也会熟能生巧，生产效率自动进步。

欲提升生产效率，需要新的方法及意念。(AP)

   但若要更有保证的进步，是要靠投资在科技及教育上，才能不断产生新的方法、新的意念，推动生产力。换言之，生产力是内生而不是无缘无故变化的，要看我们能投入多少资源去决定。

   生产力的进步对一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我曾多次作出一些定量估算，发现中国过去一段颇长的时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七成来自资本的高速积累，亦即中国人民愿意今天克己节俭，把45%左右的收入储蓄起来投资，以利未来的生产；另外的三成正是来自TFP的进步。至于劳动力，早已因人口停滞甚至下降，已不再是推动增长的动力。

   上述的七成三成之分并非固定不变的。中国并不缺乏资金，外国的投资若不能带来新技术，对中国并无多大用处。更重要的是，中国要找寻新的动力去化解“报酬递减律”的影响，亦即当资金已很充裕时，新增的资金不会对生产量有太大帮助。这正如已有100条公路时，第101条的贡献会不如早期第一条公路的贡献。化解报酬递减律的不二法门，是不断寻找全新兼有足够利润的投资机会，使资金有出路。

创新＋高质，善用颠覆性科技

   这说来容易，做起来却具挑战性。这便带来“新质生产力”中“新”与“质”的重要性。

研发创新科技，投资及人才皆很重要。(AP)

   “新”是要我们不断有新的意念或方法，用以提高生产效率，效率提高后，投资后便更有赚到利润的把握。这需要创新科技，而创新科技需要有大量的投资、科研体制的合理设计及人才培训和成长，才可以得到的。对中国而言，这太重要了，这不单是因为美国发动的科技战而要中国挺身应战，更因为中国的资金额规模太大，全球第一。所以任何有价值的新科技出现后，其在中国所能得到的应用，亦即资金与科技的结合，都可能是规模巨大，对经济的影响非同小可。试想一所只有微量资金的小公司，若无新的资金来源，就算有新科技出现，效果也有限。

   “质”的重要性不亚于“新”。我把它解读为高质量，但也许更有意义的说法是要寻找并利用一些颠覆性、改变生产范式的科技，而这些科技同时也往往会摧毁旧科技或旧的生产方法。

与世界顶尖人才交流，激荡思想

   举两个例子。现时电动车已因电池续航力的进步，而为汽车业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德国、美国、日本等过去掌握了内燃机设计，把靠内燃机推动的汽车变成近乎完美，但现时更节能更环保的电动车出现，成本更低、效能更好，内燃机便成古董，没有前途，掌握内燃机技术的工程师及工人，其知识的价值很大程度被摧毁。

电动车的续航力不断进步，使燃油车的竞争力下降。(AP)

   另一例子是内地盛行的流动电子支付系统，有了此种方便性几乎独步天下的新科技，一些新兴行业便自然被创造出来。很难想象，没有这些支付系统，美团外卖或高德叫车，甚至高铁订票等高效业务能够出现。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靠人才推动，而人才是否能出新意念，要靠他们的互相交流，思想激荡。

   中国是人口大国，在这方面占有优势，但若能继续与世界顶尖人才交流，作用更大。

   （本文原载于4月19日《香港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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