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大国博弈的风高浪急下，长和向美国财团贝莱德出售全球港口，已经成为港资应如何在企业、社会和国家利益之间求取最大公约数的“教科书个案”。当务之急更是要亡羊补牢，采取补救行动减少初步交易造成的负面影响。

   此次事件之所以是“教科书个案”，是因为它促使本港政、商、学术，及社会各界，在当前美国发动贸易战波及全球政治、经济稳定的大气候下共谋一种认知，就是香港作为中国一个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是不是就可以无视国家和本港整体利益，而纯粹的“在商言商”？

美方收购存政治动机

   如果我们参照美方在此次收购行为中的来龙去脉，答案就显然是否定的——美资收购长和港口从来不是“在商言商”，而是特朗普政府铺排对华鹰派战略的一部分，从收购的一开始就有打压中国、胁迫港资的成分。

   最为显著的事例是，特朗普在1月20日就任总统后，多次公开指控中国控制巴拿马运河，声言不惜出兵夺回控制权。特朗普甚至为此下令五角大楼，制定出兵巴拿马的军事选项。可见，美资收购长和港口的行动，背后有美国政府的影子。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1月访问巴拿马，向当地政府施压，引发抗议。(AP)

   在此情况下，如果港资仅仅是以“在商言商”的理由与之交易，显然就会触及中央和特区之间的宪制和司法管辖问题。因为根据《基本法》所规定的中央与特区关系，香港的外交事务是由中央负责。而在涉及巴拿马运河的交易过程中，有“反华急先锋”之称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亲自访问了巴拿马，向当地政府施压，并公开宣称“港资就是中资”。

贝莱德与白宫紧密联系

   不仅如此，贝莱德集团在此次收购过程中，亦与白宫保持了紧密的联系。换言之，在有关交易中，美方有总统和国务卿的亲自指导和压阵，涉及美国对华，及对拉丁美洲的外交胁迫。如果港资仅以“在商言商”的理由来答应美方要求，就会在一场涉及对外交涉的事件中，出现两个宪制漏洞：

贝莱德集团在此次收购过程中，亦与白宫保持了紧密的联系。(AP)

   一是美国白宫和国务院参与其事，而北京却缺席，造成了决策过程的不对等安排；二是港资，甚至是特区政府，都无权为港口交易所引伸的中美外交领域互动做决策。这两个宪制漏洞也就把此次“教科书个案”，引向了更具指引性，或者说更为有法可依的领域。

守护自由港是香港天命

   香港作为中国一个高度自治的特区，维持自由港地位是其天命，一方面是重在有法可依。除了上述《基本法》规定的中央与地方外交权力的法理依据，还包括企业交易中所涉及的国安、反垄断等各种法规，都应借此次案例得到明确的阐释。特首李家超在回应事件时也表明，有关交易必须符合法律和规则的要求，特区政府会依法依规处理。

要维持香港的自由港地位，除了有法可依，也要敢于抵制美方带有政治动机的胁迫。

   但另一方面，要维持香港的自由港地位，除了有法可依，也要敢于抵制美方带有政治动机的胁迫，以确保本港的商业活动可以真正的“在商言商”。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没有特朗普政府的胁迫，长和恐怕仍旧在继续经营其全球港口业务。昨天长和(00001)公布业绩，其港口业务表现去年遥遥领先于旗下零售、基建等业务，怎会有出售之举？

   政治干预市场，责在美方，而长和拟出售的港口，从巴拿马航线两端扩展至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将迫使其全球性港运业务，收缩至中国沿海地区。由于有关交易仍未完成，中央、特区及长和各方亡羊补牢未迟，否则代价将是巨大的。

   撰文：范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