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会众议院2月1日通过一份决议，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表达关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此举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日本众议院选择在中国农历大年初一、北京冬奥即将开幕之际采取这样一种给中国官方“添堵”的行动，充分显示出日本主流政客对日中关系的负面态度，这与30多年前日本和美国共同维护对华关系的往事形成强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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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长远利益，采取果断行动

　　1989年7月14日是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日，当天在法国巴黎召开了西方七国领导人峰会，此前一些西方国家因89事件已对中国实施了制裁。在会议筹备期间，法国和意大利主张在峰会宣言中写入谴责中国的内容，与日本政府立场相左。在巴黎的日本副外相国广道彦接到东京的指示，要求在措辞上采用“更加平衡的表达方式”。根据日本外务省2020年12月解密的外交文书，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外交顾问阿塔利(Jacques Attali)和美国代表都不接受国广道彦提出的“我们并非意在孤立中国”这样一种措辞。

　　在峰会第一天的午餐会上，阿塔利向各国领导人介绍会议文件的内容，解释了欧洲国家不能接受日方措辞的理由。此时日本首相宇野宗佑建议，将文稿改为鼓励北京继续保持改革开放政策，以免受到孤立。这一建议得到其他领导人的支持，并被写进第二天公布的峰会宣言：“我们期待中国当局创造条件，避免被孤立，并促成恢复合作”。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达成日方主导的这一妥协方案实属不易，这有赖于美国总统老布什的幕后推动。老布什和日本领导人一样，确信对华关系的重要性，希望中国能继续保持开放，以促进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共同利益。有了他的配合，宇野宗佑的建议才在峰会上顺利获得接纳。六个星期之后，老布什在会见接替宇野宗佑出任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树时明确表示，良好的对华关系对美国、日本和欧洲都至关重要。

　　30年前，日美领导人以向前看的积极态度，当机立断阻止对华关系进一步恶化。这固然对中国有利，但同时也维护了日美两国的核心利益，客观上达到双赢。事后中国对日本的立场予以积极响应，随着双边交往增多，两国关系就这样逐渐恢复了。1992年日本天皇首次访华，标志着中日关系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坚持基本原则，运用外交智慧

　　在国际关系中，外交官和国家领导人都致力于维护本国的核心利益，但两者的作为往往不同。曾任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长(处长)的国广道彦是“知华派”外交官，希望维持对华关系，但他游说西方同行的努力却徒劳无功，主要是因为副外长这个官阶未能赋予他足够的话语权。宇野宗佑能对峰会宣言的措辞“一锤定音”，既是源于他的首相地位，也因为他具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经专责自民党与国会的协调，懂得如何与对手讨价还价。

　　外交史上有许多看似难以完成的任务最终圆满完成了，靠的是当事人的政治判断力与外交智慧。整整50年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两国发表了《上海公报》。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在毛泽东与尼克松决定彻底改变中美关系之后，双方外交官为联合公报的内容进行了长时间的艰苦谈判。在处理最棘手的台湾问题时，公报有这样一段表述：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中国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中国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

　　这段话讲出了事实，阐述了立场，而且还能为双方所接受。其中一些用词极具创造性，可谓神来之笔，至今仍为学者们津津乐道。当时提出关键性建议的是中国外交部西欧北美大洋司司长章文晋大使，他少年时期留学德国，回国后考入清华大学，通晓中英德三种语言。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调解国共关系时，他是周恩来的秘书兼翻译。章文晋后来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广受美国朝野尊重。三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做记者时，曾听到参与起草《上海公报》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对章大使的赞扬：博学睿智、远见卓识。

依靠专业修养，不负历史重托

　　虽然像章文晋这样的卓越外交家并不多见，但每个时代的外交官都可以有所作为。在巴黎未能“完成使命”的国广道彦，三年后出任驻华大使，凭借对中国国情、日本国策以及国际大环境的深度认知，为推动中日交流与经贸合作贡献良多。

　　与30年前相比，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如今都已偏离了“初心”，拜登政府更是放弃了美国对华政策中一些持之以恒的原则。面对这种环境，中国的外交决策人应借鉴历史经验，坚持把改善中日、中美双边关系作为长远目标。而相关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则需把握机会，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修养把日常工作做深做细，持之以恒，定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不负历史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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