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条游入中国香港水域的鲸鱼最终死亡时，这个城市又一次陷入了谁是谁非的争吵。然而，任何敏锐的观察者都应该发现，围绕着这条布氏鲸的到来，中国香港社会内部其实存在难得的共识：那就是市民普遍希望条鲸鱼“既来之，则安之”。

　　如果它拒绝离开的话，我深相绝大多数市民甚至愿意为它大费周章，安排一个长远的家，虽然这并不符合它周游四海的习性。正如整整20年前在元朗山贝河，也曾有市民仅仅是隐约看到貌似鳄鱼的影子一闪即逝，结果记者接报前来守候，居然真的发现了这条小鳄鱼的踪影。

进入本港海域的布氏鲸在遭近距离围观后死亡。（美联社）

传媒：努力重植贝贝式快乐结局

　　传媒的曝光引来了公众的高度关注，一条自由行走的鳄鱼本也该被视为威胁人类的“害虫”。当时正值非典疫情尾声，小鳄却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快乐。渔农处用了大半年时间才捕获它，渔农处和中国香港电台还为它举办了全港征名大赛，它最后被命名为“贝贝”。

　　虽然面对劏房之苦，但全港市民并不反对为它大兴土木，在湿地公园建了一个五星级的家，而它现己长成了名符其实的大鳄。有了“人鳄情未了”的体验，但凡中国香港的山川海洋出现“不速之客”，各家新闻机构哪怕记者再短缺，都必定会腾出人手去搜证一番。

贝贝在湿地公园安家（湿地公园官网）

　　虽然我不确定，记者们出海搜寻布氏鲸踪影之时，是否意识到两宗新闻时间点的出奇相似：贝贝现身于非典疫情之后，而鲸鱼来自于新冠疫情解封之时。但我可以确定的是，新闻机构在过去20年，确实真心诚意试图为市民重植一次“贝贝式”的快乐大结局。

　　因为在“创造销量”、“制造话题”等污名化背锅之下，记者、采访主任们其实都理解，读者需要不时获得幸福感，包括接获一条鲸鱼游到了我们居家附近的消息。虽然一只鳄鱼，一条鲸鱼的出现，初看起来并不是什么天大的事，但是一次又一次，却超乎寻常地吸引了公众注意力，并在城中蔓延一种欢快的情绪。

　　这就是传媒在报道鲸鱼踪影之初，较倾向于营造“开心故事”的原因，直至吸引了足够的公众关注，大批市民出海围观。从贝贝的快乐大结局，到鲸鱼的死亡收场，本港传媒吸收了重要的采访经验，但这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在当前新闻界人手青黄不接的情况下，这种经验会否得到有效的提炼和传承，从而提高对同类事件的报道水平，已经成为切实的难题。

公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虽然鲸鱼死亡的原因仍有待确定，但近距离围观鲸鱼所带出的市民生态意识缺乏，是引发批评的主要问题之一。公众人士，尤其是与事件有直接关系的个人或群体，往往会对事态的发展产生关键作用。例如在贝贝事件中，究竟它为何会流落山贝河，一直未能查个水落石出。较多的推论是它从饲主家中逃走，或是因为体积过大而被人弃养。

　　大约两年后，大埔林村许愿树部分树干折断，则是因为公众祈福的社会群体活动造成。当时有件值得一提的事，就是许愿树虽然广为人知，但市民普遍也就是前来祈福而已，对大树本身的状况所知甚少。反倒是一位旅居当地的荷兰籍男士，平日一直有留意家居四周的树木，当时对记者如数家珍，把许愿树及附近的树木状况讲得一清二楚。

　　时隔20年后，当一些市民抱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心情前往观鲸时，由于这条鲸鱼基本上对人类不构成威胁，因此游人和船家们纵情靠近，整个过程中对人与野生动物之间应保持“安全距离”一无所知。个人认为这倒不是出于相关人士的恶意，而是反映出本港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

人鲸之间应如何保持安全距离？（资料图片）

教育机制：支持环保但远离日常生活
　
　　我们的教育资源并不贫瘠，环保和专业团体在媒体的曝光也不少，但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态意识却达不到一个现代国际都市应有的水平。因此从公众层面而言，围绕着鲸鱼之死所反映的问题已不是“生态环保”的问题，而是补足市民对周遭生态“零知识”的问题。

　　在中国香港，不同城区有不同的生态特点：在元朗成长的小朋友，可以目睹数成千上万候鸟来往米埔；在人口高度密集的港岛区成长的小朋友，一抬头同样随时可以看到数以百计的麻鹰在摩天大厦之间盘旋；我们同时还有渔港，而类似布氏鲸这种大型海洋生物亦会不时造访。

　　我们也不缺生态教育设施，例如贝贝的家就位于大型湿地公园。问题在于，在诸如环保问题上，实际在包括其它诸如法律、商业、理财等方面，我们的普及教育缺乏面向日常生活的实用知识，使得离开书本和考试之后，生态就变得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无关。缺乏基础知识和应用能力，实际上也局限了我们开发独特生态资源的商业潜力。

生态商机：一窝蜂而上短期谋利

　　例如今次与鲸同乐，就制造了一种“原始”的观鲸商机。它缺乏公共规划和管理；对公众不具备生态维护教育价值；其有限的商业利益，亦随着鲸鱼的去留而不可持续。从湿地到城市观鸟，从山地到海洋生态多样性，再搭配便利的交通设施，中国香港具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可惜的是政府、企业、环团和民间还不具备足够的社会综合实力，将之串连成可持续的产业链，而停留在围观鲸鱼这类一窝蜂而上的短期谋利。

　　如果对比新西兰这类国家，我们不难发现，较为普及的生态意识，使得这个国家能够把生态资源充分转化成可持续的旅游产业链。虽然该国在生态保护方面有全面和严格的法例，但大部分问题通过民间的自律行为就已获得解决，政府执法只是最后手段。

澳洲义工早前拯救一批冲上岸的鲸鱼。（美联社）

政府：市民的幸福感重不重要？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留给特区政府的检讨空间已经不多。但如前文指出，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态意识缺失，以及对生态资源开发造成的局限性，其实都是政府在教育、企业筹划等各个领域的工作之一。这类工作所覆盖的施政范围，也远远超过了某个单一政府部门的执法问题。

　　从政府行政角度而言，特区官员在遭遇类似问题时，往往较多强调政府权限，法例真空，及执法难度等等，而较少检讨的，是官员在决策过程中可以动用何种酌情权（discretionary power）。

　　且就部门协调而言，从贝贝获救到鲸鱼之死时间跨度达到20年，期间还发生过许愿树倒塌等，政府是否已经建立跨部门工作程序和启动机制，当传媒曝光鲸鱼踪影并引发公众关注后，随即按程序展开各种工作？

　　从更为重要的政治角度而言，一如本文开篇指出，特区政府更应该留意到，从贝贝到鲸鱼，市民希望妥善对待野生动物的普遍共识，以及这类事件处理得当对社会民情的重要影响。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中国香港诸如楼价等问题因受到外围因素影响，并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解决，因此特区政府尤须注意把“小事”办好。因为，市民的幸福感是可以从成功营救一条鲸鱼、一棵树，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社会共识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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