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连锁咖啡店星巴克在中国香港和内地都开了很多分店，多数位于较繁华地区，包括商业区和中上住宅区。星巴克店内整洁优雅，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一些年轻人更将其视为朋友约会的首选场所。但在其故乡，美国的星巴克却经历过不少社会冲击，今年夏天，公司决定修改一项与店内厕所使用条例相关的规定，引起美国媒体和公众的极大兴趣，这与星巴克一贯坚持“政治正确”有关，也是对四年前“开放厕所”政策的一次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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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大过天”

   2018年5月，星巴克总裁舒尔茨(Howard Schultz)宣布，星巴克门店的厕所将对所有人开放，不论是否在店内消费都可以使用。这件事的起因是一个月前，有两位黑人青年在店内等人，其中一位找店员要厕所的钥匙，店员因他未在店内消费而拒绝。两人继续坐在店内等朋友，店员请他们出去，两人拒绝，店员于是报警。警员到场后请两人离开，但遭拒绝，于是以“非法进入”的指控将两人带走。有人拍下事件经过并将视频放到社交网站，这迅速变成一起“种族歧视事件”。一些黑人冲入该店，干扰营业并威胁店员，同时有人号召全面抵制星巴克。虽然费城警方坚持认为整个过程合理合法，但面对“种族歧视”的指控，星巴克扛不住了，担心一旦被贴上这样的标签，各种抵制行为会陆续出现，从而令公司蒙受巨大损失。

   长痛不如短痛。星巴克公开向两位当事人道歉，称员工报警的做法是错误的，不代表星巴克的理念和价值观，随后双方达成和解，但未公布和解的金额。为扭转不利的舆论形势，舒尔茨宣布“开放厕所”，星巴克还在5月29日那天下午关闭全美8200多家门店，对十几万雇员进行反种族歧视培训。据餐饮业人士估计，星巴克停业那天的损失高达1400万美元。这一波高调表态，令星巴克避免遭到大规模抵制，同时也显示出种族、宗教、性别等敏感社会议题对企业经营造成重大干扰。那些面对公众的企业尤其要对社会上有争议的问题小心处理，尽量做到政治正确，否则随时可能踩上“政治地雷”。

善行未必有善报

   星巴克四年前的决定也与其公司文化有关，公司创始人舒尔茨本人很注意社会潮流的变化，五十年来该公司一直尽力推广其品牌的良好社会形象，如善待员工(小时工也可以享受公司的集体医疗保险)、公平交易等等。但在使用厕所这件事上，四年前的决定却给公司留下隐患，而这也折射出美国社会难以解决的各种矛盾。

   首先是不应让企业替政府解决厕所短缺的问题。美国很多大城市都严重缺少公共厕所，纽约市名列前茅，但市政府从未将这个关乎民生的问题摆上议事日程。二十年前，市长彭博(布隆伯格)曾经公开讲：“有足够的星巴克让你们使用厕所”。政客的这种态度加剧了政府的不作为，导致星巴克这家私人企业无奈地承担了公共服务机构的责任，结果是增加了企业的经济负担(保持厕所清洁的开支)和无法预测的社会风险。

   其次是整体社会环境的恶化令“开放厕所”弊大于利，无法持续。在星巴克开放厕所之后，厕所被滥用和破坏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据媒体报导，一些人故意毁坏星巴克的厕所设施，导致厕所无法使用；也有一些人在厕所内吸毒，留下毒针或毒品包装袋。这种情况是不能接受的，星巴克员工在新冠疫情下每天要服务众多顾客，已经很不容易，厕所的乱象常常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工作量和精神压力，这实在不公平，属于善行未得善报。

政府岂可不作为

   星巴克这次对“开放厕所”政策作出180度的转变实属无奈，舒尔茨说，星巴克服务上亿人，有人把星巴克当作公厕，这带来安全问题和精神健康问题。星巴克已经在加固门店的设施，但开放厕所直接影响员工的精神健康，甚至令员工面临威胁。本着对员工负责、对企业负责，公司只能从调整厕所使用条例做起。

   但这次政策调整并未彻底解决问题。星巴克允许门店负责人拒绝让未在店内消费的人使用厕所，却没有一刀切规定所有未消费的人都不可以使用店内厕所。将酌情权下放给门店，只是扩大了解决问题的空间，有助门店经营、减少不必要的负担，但要解决“开放厕所”后出现的吸毒、恶意破坏等严重问题，仍需各地政府推出相关措施，进行有效治理，毕竟这些都是社会问题，属于政府的责任，哪能随便推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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