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些评论家用“代理战争”的角度观察俄乌之战，认为这实际是俄美两大国的对决，但也令人百思不得其难，普京明知一向乌克兰开打全面战，即正中拜登的下怀，首先会在国际间失去道德高地，继而招来可令国家经济大倒退的西方严厉制裁；即使吞并了乌克兰，亦无法征服和管治之，特别在近年面对国内经济下滑，这场普京口中的“军事行动”只会加剧财政压力，那缘何又甘冒犯天下而吾往矣？除了所谓的安全问题等表面理由，若要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便必须从文化根源说起。

   事实上，这也不无讽刺，美俄同属基督教文化国家。从宗教历史来看，前者的新教乃是革了罗马天主教的命，后者亦是从罗马天主教分家而成的东正教，两者同样在宗教精神上自我赋予“救世主”的使命，从而引伸出“大国主义”。难怪美俄一直斗争到现在，从旧冷战到新冷战。不过，美国的“天定命论”较为人所熟悉，而俄罗斯的“弥赛亚意识”却一直被忽略。

   “天定命论”是美国立国时的信念。一群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来到北美征服该大陆，早相信他们便是神拣选的人，来领导世界。他们用基督教神学去指出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塞尔特及北欧雅利安人才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裔，是古代以色列人的后裔。因此，他们便自认为上帝“选定的民族”，而这也正是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帮派所持的教义基础。

   美国这个天定命论带领他们向世界各地扩张势力，而这扩张背后，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也不无关系，在不断寻找资源与巿场被天定命运包装下，成为非如此不可的神圣任务。但原来俄罗斯其实比美国更早自觉是神的选民，坚负拯救世界的特殊使命。在《圣经》中，弥赛亚意指救世主，因此，自命救世主者皆称之为“弥赛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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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成东西罗马帝国，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建立另一基督教教会，称之为天主教的“正教”，即东正教。10-12世纪初的“基辅罗斯”时代，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欲借助宗教力量实现统一，便透过“罗斯受洗”把东正教引入罗斯，自此“弥赛亚意识”开始萌牙，期盼以宗教文化凝聚力带领罗斯走向强盛。

   后来基辅罗斯逐渐衰落以至灭亡，莫斯科公国随之而崛起，接力为东正教的发展提供土壤。1589年君士坦丁堡4位东正教牧公开宣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这一理论旋即成为俄罗斯人“弥赛亚意识”民族文化意识的载体，并为追求国家强大获得了宗教理论的依据。而“弥赛亚意识”和“第三罗马”把莫斯科公国演变成王国，到了沙皇时代，便从宗教使命走向了政治使命，东征西讨成沙俄大帝国。

   虽然其后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成功，建立了无神论的共产苏联，宗教受打压。但在某些历史学家眼中，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古老的“弥赛亚意识”的转化。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狂热的个人崇拜也是“弥赛亚意识”的反映，而第三国际亦是第三罗马的变奏。这种“弥赛亚意识”一方面令俄罗斯民族愿意容忍苦难，成战斗民族，但另方面却慢慢形成威权依赖心理，期待“弥赛亚式”的或“沙皇式”的人物掌权，这无疑对俄罗斯民主化发展构成阻碍。

   今天的俄罗斯即使实行民主制后仍然是威权统治，即所谓的“超级总统制”。何况东正教自苏联瓦解后得到全面回归和复兴，“弥赛亚意识”进一步获强化，而且已经完成其世俗化和本土化的过程，从渴望建立宗教上的“第三罗马”，演变为期待俄罗斯全面的复兴的期待，并建立起大国主义的强人政治和对外政策上的不妥的风格。

   不过，叶利钦时代也曾出现亲西方政策，可惜有着“天定命论”的美国自然不会愿意与俄罗斯分享全球权力，而两国的深层次文化结构早注定互不兼容，加上俄国以西方药方“休克疗法”转型失败，成为二、三流国家，令西方国家居高临下视之，伤害了俄罗斯人的自尊，深化自古已有的不安全感。而北约东扩意味要孤立俄罗斯于欧洲之外，遂催生敌视西方的民族主义激进政治力量，对西方愈强硬的领导人愈受爱戴，他们心中对弥赛亚式领导的追求又在作祟。

   这解释了普京为何不惜一切抗衡北约东扩和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攻打乌克兰。在此之前的格鲁吉亚危机，俄罗斯已不惜和美国决裂，迅速出兵平息了南奥塞梯冲突。总理梅德韦杰夫也公开表示，“我们对由此发生的任何后果(包括冷战)都不会畏惧”，而新冷战也的确再由美俄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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