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G7广岛峰会举行的那个周末，我时隔三年头一次去了趟深圳。因为只有短短半天时间，就近去了少年宫书城。从地铁站的室内通道走进书城，但见店内人流络绎不绝，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很多中、小学生席地而坐，在聚精会神“打书钉”。

打书钉的中学生

　　从少年宫的天桥可以直接步行至莲花山公园。三年前当地还在翻修，现在已经焕然一新。刚步入公园就见前方草坪上游人如鲫，不乏一家大小拎着风筝竞相奔跑。这是我很长一段时间来，对内地社会状况最为近距离触及的一幕。

清零结束后的莲花山公园

　　相较我上次来，直观感觉是公园的人流、活动都明显增多了。在公园的入口处规划了“地摊经济”区，售卖风筝、零食等。而在公园内，除了过去较为常见的放风筝，翻新后的树林地带多了亲朋好友铺块布，或是打开简易桌子享受野餐。

　
市民在公园里野餐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商场内餐厅人流少了。这似乎应证了清零结束后一个引起关注的经济话题：人流虽然增加，但消费动能不足。4月，中国的CPI按年增幅仅录得0.1%，是2021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从数据上反映了内地消费者的谨慎态度。经过三年紧缩的日子，如何为内经济循环增速，就成为当前内地一个主要的话题。

淄博现象与大学生消费

　　而每年5月，由于两会刚结束不久，又迎来了五一长假期，恰巧是观察各地施政、经济及民生状况的重要窗口期。以旅业游为起跑点，各省市、地方都面对一场综合大考。也正是在结束清零后的第一个五一长假期，异军突起了“淄博烧烤”现象。
　
　　淄博是山东一座旧工业城市，曾靠矿业创下上万亿人民币工业总产值，但随着矿产资源枯萎，急需经济转型。而对疫情的处理手法，居然为当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契机。据说在去年5月封控期间，当地接收了山东大学一万名大学生，不仅期间照顾周到，而且市政府在结束隔离的告别宴，特别安排了烧烤，并约定大学生“来年春暖花开再来做客”。
　
　　到了今年3月初，果然有数千名大学生应约重游，回味烧烤。消息一传十，十传百，结果演变成全国人民“赴淄赶烤”。故事讲到这才入正章，因为真正值得关注的，在于淄博作为一个没有传统旅游资源的城市，如何成功转型为清零结束后，最为火热的网红旅游城市？
　
　　根据传统的粗放式旅游业运作，当大批游客涌入一个城市后，首先就会出现酒店房价的爆涨，为供需关系重新定价。当酒店业“吃饱了”，也就意味着当地旅游消费当量触顶了。

　　淄博则不同，市政府提前规定了酒店等各项旅游消费设施的价格涨幅，并提升透明度，结果使得当地“打开大门”，尽情超收蜂拥而来的游客，形成了“更广泛”的供需市场。不仅市内外各区拚命满足游客的住宿需求，全市上千家烧烤店也通宵达旦把肉都烤光了，但还是没能完全吸收如洪流般涌来的游客。
　
　　淄博模式展示了一个特点，就是地方政府主动策划全盘经济活动的协作，避免因经济效益向某个单一行业倾斜，而导致全市整体收益陷入瓶颈。但是，淄博模式也带出一些问题：首先是可持续性，一旦热潮退却，还能不能重演“赴淄赶烤”这一幕？
　
　　其次，淄博以烧烤打出名堂，人均消费不高，依赖游客高密集进入而创收。换言之，从淄博政府的加班加点，到店铺的通宵达旦，都是一分一毫赚取辛苦钱。这种旅游模式不仅非每一个城市都可以照搬，而且始终还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欠缺了中产消费层级的投入。
　
资本是“小绵羊”，还是“大灰狼”？

　　也就是在同一时间，内地著名经济学家温铁军也就旅游业，以及中产阶层消费问题发表了意见，并引起了民间讨论。作为“三农问题”的提出者，温铁军虽然较关注乡村旅游面临的可持续性问题，但同样触及到资本营运与旅游业瓶颈之间的关系。
　
　　温铁军认为，目前乡村旅游的最大问题，在于“背后很多都是旅游产业资本在营运”。他说：“这些旅游产业每到一个地方，就把一个村庄，或者一个古镇全部包下，然后跟地方政府承诺，我给你创造多少GDP，给你拉动多少投资。”
　
　　结果，当地资源被旅游产业资本包装成“一个题材，装进上市公司。”旅游公司利用大巴，把游客大规模集中到同一黄金景点消费。这却导致了新兴中产阶层消费者的退避三舍，因为他们更需要从繁忙的城市压力中放松，而不是被安排到一个人头涌涌的地方。

温铁军认为旅游业资本运作削弱了新兴中产消费意欲。（互联网）

　　温铁军的意见引起了内地网民不少辩论。有的网民指出，温铁军过去也主张“资本下乡”，但他把资本当成了百依百顺的“小绵羊”，结果现在才察觉，资本原来是破坏乡村经济可持续性的“大灰狼”。那么，资本究竟是“羊”，还是“狼”？
　
　　如前所述，五一长假期的旅游业表现，是观察内地后疫情时代经济加速的重要窗口期。而无论是旧工业城市转型的“赴淄赶烤”，还是为求吸引新兴中产消费者而提出的警惕“资本大灰狼”，其实都不约而同指向了政府“有形之手”的参与及策划。
　
　　政府“有形之手”能否有效推动经济走活，从接下来的数月直至十一黄金周，会迎来新的观察窗口期。在此期间，考虑到全球形势发展，尤其是G7广岛峰会已经确定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经济产业的围堵，中央政府在诸如通胀、财政支出等各方面的宏观政策走向，仍会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国家战略安全考量。这就使得地方政府在处理具体民生问题上，需要各自多动脑筋。
　
　　国家在战略层面的“柴米油盐”考量，与地方在民生层面的“衣食住行”需求，并非总是一致，彼此距离拿捏得准确，社会承受各种压力的韧性就会更持久。借用内地说法，展望未来一段时间，困难不小，但总体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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