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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72年加入香港《大公报》,至移民加拿大前已升迁为编辑副主任,且为报社撰写与财经有关社论。于1999年回流香港,并受聘于证券行,创办研究部,和任研究部联席董事高职,对金融经济更具深度专业。于2006年转职NOW电视,任财经台主持及评论员,对香港、内地以至欧美经济金融动态作专题深入分析,和每日接受观众电话的个别股票问咨,以图表技术和基本因素简明扼要提供专业意见,深为观众欢迎;为香港、日本、中国大陆及台湾等地报章、杂志、财经网站撰写财经文章、专论
即使中国于10月份一连两次应邀与美国进行高层次的视频通话,惟美方继续坚持对华围堵甚至揽炒的恶思劣策不变,尤其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于10月26日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突然撤销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在美的营运许可,是两国难解困的十分重要因由。我曾指出:“不要天真地寄望短中期有重大改善,因美国政党中人及官员每多仇华压华,中国要坚持互利互惠政策审而慎之”。
刘耶通话刚结束便见美方打压中企
谁都知道,有对话,是好现象。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于10月26日上午,应邀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进行视频通话,乃于9日应邀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作如是举的新的一轮接触,表面看来会是好事。但实际的情况是:中美双方还是滞留在高层次而低层面的“各自表述”,貌不合、神更离的同时,中国电信在美的子公司于刘、耶通话同日被美方取消营运许可,这是什么样的态度、思维和逻辑?当然是美帝国霸权主权恶思劣行,始终毫无改变,更在相当程度显拜登难以管治美国政棍、商棍各取其利之局。
要指出,刘、耶此番的视频通话,同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10月9日作出的,皆无实际和有用的意义之因,乃:最大问题,为(一)刘鹤10月26日对耶伦所表达的重点,为(1)要“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和对戴琪于10月9日的“就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进行交涉”,没有太大分别,但(2)把对戴琪所言的“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政策等问题阐明立场”宏观性观点,改为更具体要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的关切,实际是十分合理、有序的提点。
但刘、耶通话当日,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居然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突然撤销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在美的营运许可,不仅对华极之不“友善”,甚至是敌视的劣举。此与混世魔王特朗普当年无耻地凭空捏造“理由”对华作出“指控”,更多番霸道地在中美进行经贸磋商当日宣布对输美的中方商品,单方加征关税,实际无异。
美方无疑未有对华作高层次的视频通话中,对中国“加征关税”,却在对话后便匆匆对中国电信在美子公司开刀打压,这是“次一级”的劣行,但这与特魔的极端霸道和单边主义,没两样,亦印证我力指拜登为阴毒之辈,言之正确。
尤其是(二)耶伦只是在通话中“坦率地提出令人关切的问题”,而美国商务部的声明却未有详细交待,既然“坦率地”提出问题,却不肯公开,有什么“机密”?此点可见,美方在拜登掌政底下做法阴阴湿湿,与特魔的“高举高打”,截然不同。中国对美国的联系和交往,得重新评估拜、特之别,以便更为精准地分析、评估美方的意图,和对美作出精准、有效的应对政策、策略和相关做法。属于“各自表述”式的通话。
中国要加快自力发展创新长期抗美
和(三)同样重要的,是刘鹤应邀与耶伦作出的通话,仅止于“各自表述”,更在通话后各自发表“声明”:(I)中方由新华社报道,表刘鹤应约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颜通话,还有:“双方就宏观经济形势、多双边领域合作进行务实、坦诚、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世界经济正处于关键时刻,中美加强宏观政策沟通协调十分重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简简单单的“原则性”,放之四海而皆准。此可见中方对恶意未改的美方,步步为营。
至于(II)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表示,耶伦在通话中“坦率地提出令人关切的问题”,但未有详细交待。声明又说“两人讨论两国的宏观经济和金融发展,认为美中经济体的发展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十分敷衍,难怪通话后美方又有新恶举。
我曾指出:美国有很不少政客、政棍都是反华甚至反共者,特别是民主和共和两大党有此恶思劣念者,比比皆是,蓬佩奥就是一个典型败类,故要对中美关系支来的发展,还是要审慎防备,当然是要自力发展创新以长期抗为为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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