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的次日是星期天，中国国内大学生发起的示威潮传到了伦敦。我清早听说中国留学生也会到美国大使馆外示威，于是带着相机赶往现场。抵达后发现除了中国留学生外，还来了大批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民众。他们并排在警察设置的铁栏杆后，分别打出用各自国家语言和英文书写的示威标语，一同抗议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

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大使馆外示威抗议。（作者摄）

　　据个人的采访经历，我觉得这一天是见证了冷战结束后，南联盟、独联体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的民间力量，首次为了共同诉求而一同走上街头。这一幕还标志了另一个微妙变化——在此之前，南联盟塞族和俄罗斯在政府和民间的关系都相对较为紧密，但中国大使馆被炸之后，塞尔维亚与中国的关系也较前更为走近了。

来自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民众加入示威行列。（作者摄）

南联盟、独联体与中国民众同场示威

　　与此同时，大使馆被炸也打乱了我前往贝尔格莱德的采访计划，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当地战事升级令出行变得困难，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临近加入世贸，中美关系有可能在这个自由贸易框架下获得稳步升级，而大使馆被炸确实可能对此构成短期干扰。在此背景下，留在资讯较为畅通的伦敦，与西敏寺和金融城保持接触，更有利于跟进中美关系可能发生的变化。

　　此时我已长驻伦敦多年，采访重点由初期的保守党和工党政权交替，进入至关重要的中国香港回归倒数，以至亚洲爆发金融风暴后，转为频密跑金融城，之后又开始关注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进程。在此期间，巴尔干半岛的战火风烟不断，南斯拉夫在内战中裂解成缩小版的南联盟。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南联盟内部又因为科索沃分离问题爆发新冲突，为北约出兵提供了导火线。1998年中，我去威尔斯采访加迪夫欧盟峰会。这场峰会本来是标志欧元的诞生，欧盟全面投入运作的盛会，但会场内的聚焦点却变成了科索沃问题。我在这次峰会上，充分聆听了欧洲政治和新闻界对南联盟和科索沃问题的看法。个人感觉是，虽然南斯拉夫倒了，但欧盟并不打算容忍南联盟的存在。

欧盟坐收渔人之利

　　欧盟当时迟迟不动，只是想躲在后面，等美国主导的北约打头阵，坐收渔人之利。就此角度而言，我始终认为把美国视为北约东扩的唯一力量是不正确的，其实欧盟也积极配合北约打通东扩的障碍，是这场扩张行动的利益持份者。事实上欧盟国家也积极参与美国在中东北非的军事行动，以争夺石油及基建利益。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上台后对欧盟很不满，认为欧洲国家在占美国便宜。参加完加迪夫峰会之后，为了增加自己对欧洲事务的整体认知，我更觉得有必要亲赴前南斯拉夫地区，实地了解塞族和其他族群之间的冲突细节，判断科索沃问题的真相。

　　早在1996年，我随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代表团访问西班牙，结识了新华社资深记者江亚平。他当时刚结束常驻贝尔格莱德的工作，是首位踏足前南斯拉夫地区进行战地采访，亲眼目击这个国家在内战中瓦解的中国记者。他回国后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还送了一本给我。

　　在中国香港回归前江亚平也调派到伦敦工作，我们自此经常见面。他因为曾亲临前南地区采访，对当地内战的原由和过程非常了解，对一些复杂的问题，不加思索就能详细解释一番。随着北约进攻南联盟的可能性上升，我开始筹措前往贝尔格莱德，自然就请老友教路，例如当地有没有相对安全和方便工作的基站。

联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

　　他建议，在战争情况下最可行的栖身点就是中国大使馆。我听罢连连点头，大使馆不仅相对安全，较能保障电力、粮食和食水供应，在万不得已时还可以跟使馆人员一同撤离。虽然当时前往塞族地区要面对交通等各种困难，但如能找到工作基站的话，前往贝尔格莱德的最大障碍就解决了。

　　江亚平对前南地区较熟悉，答应我出发前代为联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我也开始准备行装与采访器材，找寻合适时机“入场”。如前所述，当时巴尔干问题并不是我的“本业”，于是我又被伦敦的日常新闻工作拖延了一段时间。至北约正式轰炸南联盟后，全球新闻焦点转向当地，我终于也等到了前行的时机。

　　不料就在此时，传来大使馆被炸消息，3名身处馆内的中国新闻同行当场殉职，在此再次向他们致敬。如果我当时身在贝尔格莱德，不知道命运会是如何，但可以确定的是，这场采访没能成行，是我记者生涯中很大的遗憾。

3名中国记者在空袭中殉职。（互联网）

　　《经济通》所刊的署名及／或不署名文章，相关内容属作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经济通》立场，《经济通》所扮演的角色是提供一个自由言论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