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昨天(14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利岛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晤，取得积极成果，为稳定中美双边关系“划出红线”，防止出现冲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明年初访问中国，预料财经和军事领域的双边交流也会逐步恢复，大体上恢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前的状态。用财经用语解读这场会晤的成果，可以说习近平和拜登在尝试为中美关系筑底(美方高官事前吹风时的确用过building a floor一词)，以实现企稳止损，扭转不断下试新低的局面。虽然双方对相关的目标作了确认，但能否全面落实则仍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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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口气缓和但敌意未消

   中方对上述目标有明确的期望，习近平昨天在会晤开始时说，“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局面不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期待”，他认为两国应“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拜登虽然认同目前的双边关系有损两国利益，但他并无积极发展两国关系的主观愿望，只希望不要与中国发生冲突。他昨晚在会晤之后说，“我们将激烈地展开竞争，但我绝非要搞冲突，我要负责任地管控好这一竞争”。这与他上周的讲法是一致的，当时他强调，这次会晤是想确认双方的“红线”，并评估两国的核心利益是否会发生冲突，“如果发生冲突，如何加以解决，以及用什么样的方法”。

   两国最大的分歧在于台湾问题，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说，“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拜登昨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没变，美国致力于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然而美国官方近期的所作所为却与拜登所言完全两样，除了配合佩洛西访台，拜登政府还加紧向中国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用具体行动纵容和鼓励“台独”势力。难怪习近平昨晚提醒美方，“总统先生多次讲过不支持‘台独’，无意将台湾作为谋求对华竞争优势或遏制中国的工具。希望美方将总统先生的承诺落到实处”。

   美方这种言行不一源于其基本战略判断，上月公布的拜登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对此作了注释。报告说，“中国是唯一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并且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技术能力推动这一目标的国家”，这是拜登要与中国“激烈地展开竞争”的出发点，也是美方打压中国企业、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真正动机。

元首外交需共同利益配合

   拜登政府今年推出针对中国的所谓“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用意识形态划线，试图将供应链基地建在与美国友好的国家，从而减少对中国产品的依赖，这无疑是在鼓励中美脱钩。负责推动这一计划的美国财长耶伦上周在印度新德里的一次讲话中，批评中国的人权纪录，赞扬苹果公司将生产线从中国迁到印度。这类具体实例说明，虽然与习近平相识十多年的拜登多次说过，他对习近平比对任何外国领导人都更加熟悉，而且在他就任总统后，两人已有过五次交谈，但中美关系却愈来愈差，可见决定元首外交成败的关键因素是国家战略利益。

   整整50年前，为了对抗当时的超级大国苏联，美国总统尼克松跨越太平洋到北京拜会昔日的对手、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用历史性的破冰之旅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这样的元首外交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双方当时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敌人。

   再看1999年5月，美军轰炸机炸毁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导致三名中国记者遇难，中美关系瞬间跌入谷底。四个月后，在新西兰第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中美两国元首在会场外的双边会晤成了全球关注的重大事件。我当时在美国做驻外记者，被报社派去新西兰采访。在APEC新闻中心，记者们最关心的是有关中美峰会的安排，而其它APEC相关的信息则变成了“次要新闻”，那情景与目前在巴利岛召开的G20峰会有相似之处。

   那一年，中国正全力争取加入世贸组织(WTO)，而中美之间的相关谈判在“炸馆事件”之后立即被叫停。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当时在一场双边会晤中达成共识，从两国的长远利益出发，双方同意向前看。两国官员随后恢复谈判，并在年底达成了双边协议，为中国加入WTO铺平道路。那次峰会的成功同样在于中美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入世”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里程碑，它同时也向美国企业开放了世界最大的市场，让中美两国实现了双赢。

   20多年后，中美关系走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双方的分歧似乎多过共同利益，但这一双边关系对世界的影响力却比以往更大。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在谈及“习拜会”时表示，“我想他们明白这牵涉到多大的利益，而继续向前走则需要双方的政治意愿与智慧”。未来的日子将证明，中美双方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意愿与智慧，还会证明双方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历史选择(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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