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期间在家读了《不在香港的日子》，作者郑仰平是香港中英文口译的先驱，被誉为同声传译大师。1972年郑仰平加入刚成立不久的香港政府传译组，担任首席翻译。经过他的实时传译，香港人首次听到立法局会议上的中文发言。10年后，他作为英方代表团译员，参加了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1982-1985年在各种中英外交场合担任英方首席翻译。由于经常出现在电视新闻中，郑仰平在香港的知名度很高，同时也得到各界的好评，但他为人低调，对工作上的事守口如瓶，也不愿对外谈及自己的家庭生活。

郑仰平的著作 -《不在香港的日子》

   2010年出版的这本书，收录了一百多篇散文和杂记，是郑仰平1987年离开香港政府后公开发表的。那时他在美国加州和台湾教书，文章的主要是对当地各种现象的评论，并未提及任何中英谈判的往事或趣闻，因此全书最吸引我的部分是他太太耿燕所写的序。该文较详细地介绍了郑仰平的成长经历，让读者能更多了解他的为人和风格。郑仰平2014年去世，享年85岁，许多人赞扬他始终如一的专业精神和谦虚低调的职业操守。

外事翻译责任重大，保持低调专注业务

   郑仰平先生是翻译界的前辈，我对他的认识有两个层面，一是四十年前的亲身经历，二是传媒的报导和刚读完的这本书。

   1983年，我大学毕业进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记协），任国际部英语翻译，办公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南面的西交民巷50号。当时，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已经进行了几轮，每次开会都有香港记者来京采访，负责接待他们的是中国记协国内部主管港澳记者的雷渝平大姐。我入职之后，记协领导安排我在接待香港记者时协助雷大姐工作，这令我有机会在中英谈判的会场内见到郑仰平做翻译，因为每一轮中英会谈开始时，记者可以在现场采访双方代表团团长的开场白，而坐在英方团长旁边的翻译郑仰平会将英语翻译成普通话。在中英谈判期间，中方先后派出多位翻译，但英方则始终是郑仰平一位。他用词准确，风格稳健，气场很强，给我这个刚开始做口译的新兵留下深刻印象。

   在外交场合，政府官员代表着国家，他们的每句话都有可能促成一项协议的达成，或者令双方的谈判破裂。外事翻译要尽量做到字字准确，句句到位，为此必须非常专注，不断学习新知识，随时掌握新词汇。同时，在工作中还需要保持低调，不能为了表现自己而“喧宾夺主”。正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当年所说，“对工作一定要认真，但别把自己太当回事”(Take your job seriously, but not yourself.)。中国外交部翻译室在这方面有优良传统，历代翻译都能专心做事，低调做人，将自己的一技之长贡献给国家的外交事业，这是专业精神的最高境界。

工作目标中外一致，译员仕途各不相同

   中外各国的外事翻译都有同样的工作目标，但在不同的制度下，从事翻译工作的人会有不同的事业轨迹。几十年来，中国外交部的不少翻译后来都成为资深外交官，许多人出任驻外大使，官职最高的可能是杨洁篪（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外交部长），其他知名度较高的包括现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已故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和他的夫人施燕华（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吴建民曾经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法语翻译，而施燕华则是1980年代邓小平的英语翻译。

冀朝铸（左四）为周恩来做翻译。

在天安门城楼上，冀朝铸（左二）为毛泽东做翻译。

   上述著名翻译都是在国内学习外语的，而当年外交部最棒的英语翻译冀朝铸却是在美国读书长大的。他9岁时随父母兄长到美国，中学毕业后考入哈佛大学。读二年级时朝鲜战争爆发，冀朝铸放弃了学业与父母一起回到祖国，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翻译前往朝鲜工作。他对英语和美国社会有深度了解，其翻译水平堪称一流。1970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请美国进步作家斯诺向华盛顿传递重要信息，站在毛泽东与斯诺身后的翻译便是冀朝铸。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时，站在周恩来身后做翻译的还是冀朝铸。多年后，冀朝铸出任中国驻英大使，还曾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他的回忆录取名为《站在毛泽东右边的那个人》（The Man on Mao’s Right）。

冀朝铸的回忆录——《站在毛泽东右边的那个人》

   很多国家的体制与中国不同，外交部的翻译属于专业人员，似乎没有升任大使的路径。美国国务院的布朗（Jim Brown）在服务政府近四十年后，从高级翻译的职位退休，他曾经为六位美国总统做翻译。出生于华盛顿的布朗是外交官的儿子，早年曾在中国台湾生活，中文很流利。1981年他进入美国国务院，后来被派往中国常驻。1984年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访的美国总统里根时，布朗是美方的翻译，而中方的翻译正是上面提到的施燕华。此后40年，在历届美国总统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美方的翻译基本上都是布朗，特朗普在海湖庄园招待习近平时，坐在领导人背后的翻译还是布朗。我在美国做记者时多次采访中美领导人的会晤，几乎每次都见到布朗。他的英译中用词比较准确，但我感觉有时在词序和造句上有英语痕迹，偶尔发音也不准。这可能源于几种语言在他脑袋里“打架”，因为除了汉语普通话，他还会讲粤语、日语、韩语、法语、西班牙语，而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难翻译的是中文的四字成语。

习近平和特朗普在海湖庄园会面时布朗（中）在做翻译。

1984年邓小平见里根时，布朗（左二）和施燕华（左三）分别为美中双方领导人做翻译。

布朗（右二）为习近平副主席与拜登副总统会晤时做翻译。

   由于做过三年口译，我深知这里的水有多深，非常佩服那些翻译界的高人。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时，有一场晚宴的翻译是梅缵月女士（June Mei）。无论是英译中还是中译英，她都得心应手，娴熟自如，有时还用一些武侠小说用语，效果非常传神，引发全场爆笑。我在宴会后跑去采访她，得知她生在美国，但曾在香港读中学。她的普通话是在回美国读大学时向台湾同学学的，又因为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太入脑，一些武侠用语往往脱口而出。这样的翻译奇才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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