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寿百岁的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周日（29日）在老家佐治亚州小镇普莱恩斯(Plains, Ga)的家中离世。由于40多年前他就离开华盛顿政坛，开始另一项终生从事的工作——社会公益活动，因此如今年轻人对他的印象大多是“慈祥的长者”、“热心公益，帮穷人盖房子的老人”，未必知道他从政期间对美国和对国际社会作出的贡献。

   美国人和外国人因各自的成长经历、关注点不同，对卡特有不同的印象。虽然卡特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人设”，但总体来说都比较正面。对于美国总统来说，这是比较难得的。

卡特离开政坛后全身投入社会公益活动，积极推动帮基层市民盖房子。(AP)

推动中美建交，落实顶层设计

   熟悉历史的人都会记得，卡特在总统任期内推动美国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决定了其后几十年国际关系的进程，对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可以说是改变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有人认为，中美建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并不认同这一说法，因为事在人为。如果不是卡特的精心部署和亲自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可能要多年后才实现，而何时能实现也没人敢保证，因为历史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有过三位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福特(Gerald Ford)和卡特，其中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的主要是尼克松和卡特，因为福特是接任且任期很短。尼克松1972年2月下旬对中国的“破冰之旅”，让中美重新恢复接触，当时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次年在对方首都建立了级别低于大使馆的联络处，负责处理外交事务。其实，那时中美之间的接触极为有限，只存在于官方的某些层面，两国民间没什么交往，这与中国当时极左保守的政治环境和缺少外汇的经济状况有直接关系。

卡特（左）派刚退休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伍德科克（右），到北京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AP)

   1977年1月20日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有意让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加速，因为这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箝制苏联）。为了落实这个“顶层设计”，卡特决定派刚刚退休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到北京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与此前出任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外交官和政客不同，伍德科克是一位民权运动推动者和善于谈判的工会领袖，他领导的工会为卡特赢得1976年总统选举立下汗马功劳，他本人也与卡特交往很深。卡特在2000年的一次讲话中谈到，他信任伍德科克的能力，在中美开始建交谈判后，他本人直接与伍德科克保持联系，指导美方代表团在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多次谈判中不断取得进展，最终将各项共识写在1978年底达成的《中美建交公报》中。而且，伍德科克还努力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令美国从1979年开始批准中国享受贸易最惠国待遇(MFN)，这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建交时机难得，后人节外生枝

   卡特为发展中美关系作出的巨大贡献是空前的，因为当时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对立近30年，反共反华在美国仍大有市场，而且亲台势力在华盛顿有很强的人脉关系，这都对中美建交构成障碍。美国与中国建交，就必须与中国台湾断交，很多有利益关系的美国政客对此坚决反对。美国国务院内部也有不少“亲台派”官员，连卡特政府的国务卿万斯(Cyrus Vance)也暗中为中美建交制造困难。

卡特与邓小平关系友好，令中美关系步向正常化。(AP)

   当时的国务院二把手、副国务卿克里斯托佛(Warren Christopher)在其回忆录《一生中的机遇》(Chances of a Lifetime)中写道，在与中国的谈判中，万斯要求“美国在台湾保留一个领事馆”，他明知中方会拒绝美方的这一要求，但仍坚持提出来，实际上是想拆台。中国对于中美建交，提出了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断绝与中国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废除1954年美国与中国台湾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撤出所有美国在台军事人员及军事装备）。

   克里斯托佛后来在克林顿政府出任国务卿，他在回忆录中还提到，当年卡特派他在圣诞节当天前往中国台湾，代表美国政府正式告知中国台湾方面，美国将在几天后与中国台湾断交。克里斯托佛一行乘坐政府专机抵达中国台湾，当他步出机场坐上美国大使昂格尔的专车后，机场外愤怒的人群阻挡汽车前行，并打烂了车窗，用甘蔗棍袭击他们。他和昂格尔都被碎玻璃刮伤，也不敢前往预订下榻的酒店，担心那里会有另一波抗议者等着他们，于是临时决定直接前往美国大使的官邸暂避。他这段经历被媒体广泛报道，现在读起来仍有强烈的画面感，可见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

在卡特任内担任副国务卿的克里斯托佛，被派赴台告知美国将断交，结果专车在机场外遇袭。(AP)

   从建交谈判的具体工作安排上，也可以看到卡特为此花费的心思。尽管驻外大使理论上要向国务卿汇报工作，然后由国务卿向总统汇报，但由于伍德科克这位前线谈判代表可以与总统保持单线联系，万斯等国务院的官僚最终未能干扰建交谈判的大局。而当时美国国会内也有不少亲台议员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断交，反对与北京全面关系正常化。事后回过头来看，若没有卡特的亲自推动，真有可能错过中美建交的历史时机，因为后来执政的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反共意识较强，其政府比较亲台，要让他们接受中方提出的建交三原则，恐怕会十分困难。

伺机精准射门，机会很难再来

   回顾这段历史，民主党的卡特抓住历史性机会，促成了中美两国在1979年1月1日建交（伍德科克成为美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大使）。令人遗憾的是，共和党的里根1981年上台后，立即改变了美国政府的立场，增加对台售武，在行动上违背了《中美建交公报》的承诺。这自然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双方后来再次谈判，并在1982年8月17日签署了有关对台售武问题的中美第三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但此后的历届美国政府均未认真履行“逐步减少对台出售武器，并经过一段时间达致最后的解决”的承诺。直到今天，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中最核心的问题，而美国对台售武的不断加码，更是助长台独势力、破坏台海稳定的主要原因。

卡特的下任里根上台后，立即增加对台售武，惹来中国强烈不满。(AP)

   面对当前中美关系的低迷状态，对比当年中美两国领导人作出的英明决策，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卡特在改变历史进程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从中美建交后中国的发展来看，可以这样说，如果当年没有卡特亲自掌舵，美国与中国的建交谈判很有可能遇阻，中美建交时间就可能被推迟，也就不会有中美之间几十年不断发展的双边经贸合作和人员往来。若是那样，就更不会有21世纪每年十几万中国学子留美的景象，也不会有大批掌握最新科技知识的华裔学者从美国回到中国，或促进经济建设改善民生，或在中国的大学（包括港澳地区的大学）任教，向无数学生和整个社会传播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和体现当代文明的各种进步理念。

   可见，执政者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都可能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而认清时代大势、把握历史机会，又是何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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