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去年表现一如预期的差，ＧＤＰ增长能保三已算幸运。展望前景更难乐观，内外都有不少负面因素。唯一可寄望者是去年基数低，有利今年取得较好成绩，但未必有强力反弹。此外，对一些特别的新趋势尤须多加关注。
　
民间出现信用紧缩
　
　　经济大格局仍以内需疫弱为主导：零售微跌而投资只增约５％，民间投资几无增长而房地产投资跌一成。外贸仍是亮点，出口以人民币计有逾一成增幅，顺差更达破纪录的８０００余亿美元。虽然末季出口转弱，但全年表现仍佳。更值得关注者是两种意料不及的新趋势，一是民间信用紧缩，形成了微观层次收紧，抵销了绝大部分的政府宏观放宽。由此亦带来了前所罕见的现象，如居民信贷收缩，债券基金出现抛售赎回潮，和全年居民存款暴增１７万亿等。存款暴增引来了“超额储蓄”的议论，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增存包括三部分：（一）收入增加，由于经济差收入减这一项应非主导。（二）不敢消费，令储蓄意向上升。楼市及其他市场（如汽车、手机）需求呆滞便是证明。全年人均消费（尤其城市）出现了实际负增长。（二）不敢投资，引发居民资产重组，由房地产及金融资产转出存入银行。这反映对前景焦虑避险意向上升。总的来说增存显示人民的信心急速弱化。许多内地专家已讨论如何提振信心和改变负面预期，但要找到真正及根本原因，而对症下药来改善却殊非易事，当中更涉及敏感的政治因素。
　
多重不利因素迭加
　
　　另一意外趋势是疫情的震荡性反复。本来２０２０和武汉爆疫后防控工作做得不错，经济也显著复元，但去年情况凸变。先是在防控做得较好的上海出现大爆发，影响了出口及国际物流，打击了外商信心。其后第三季经济稳步复元，谁知到了年末忽然政策逆转，“清零政策”被清零，对经济造成了新的冲击，工业增长只有１﹒３％，零售额也继续下跌。更大的问题是令情况更为不明，为经济活动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还有其他的不利内部因素，例如前年中启动的一系列强化监管措施，如反垄断、严管平台经济、取缔补习社等等，造成了许多产业及企业震荡，其影响相当于微观收紧，在去年持续发酵。同时，各种不利因素又启动了多个产业、企业的优化结构重组，令不少企业（包括盈利的）进行了整改，涵盖发展路向、管理模式及组织架构等，并引致裁员潮。最后还有笔者多次指出的政策不对头，刺激经济乏效的“管治失效”问题。上述各问题都将在今年延续，再加上外部的全球经济低迷和地缘政争日烈等因素，令中国经济前景更不明朗风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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