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百岁生日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上周访问北京，受到中国高层非常热情的接待。中国官媒高调报导他在北京的主要活动，尤其是钓鱼台国宾馆的那场小范围宴会，令人感觉北京在感谢“老朋友”之余，希望见到美国领导人能像基辛格那样，在对华政策上持积极态度。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所说，“美国对华政策需要基辛格式的外交智慧，需要尼克松式的政治勇气”。

   但美国官方的反应比较低调，称基辛格是以私人身份访华，似乎是想说“并不在意他去北京访问”，但同时又对基辛格在北京受到的礼遇有点“吃醋”。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一位美国普通公民能见到（中国）国防部长并与之沟通，而美国政府却做不到，这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照片说明：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基辛格在京期间曾前往美国驻华使馆会晤美国外交官。）这是美国大使在推特上的照片截图。

   作为昔日的“超级外交家”，基辛格此行能为稳定中美双边关系做些什么？中方有必要通过基辛格向拜登政府传递信息吗？

双边沟通无需“传话”

   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为基辛格带来名利与喝彩，他的首次中国之行更被写进教科书，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的这些成就后人无法复制。尼克松总统的信任与支持让基辛格能以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身份“独往独来”，展开秘密外交和穿梭外交，令本应在国际事务中代表美国的国务卿罗杰斯大权旁落，惨到无缘参加毛泽东与尼克松的历史性会晤。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特殊国际环境是尼克松制定外交政策的基础，联手中国对抗苏联是最经典的范例，而当时相对落后的交通条件和通讯手段也为基辛格开展秘密外交创造了条件。今天，加密的远程视像对话足以让远隔万里的两国领导人坦诚交流，只需双方都有对话的意愿。

   事实上，中方认为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的对华认知存在谬误，也就是美方对华政策的出发点错了。中国外交部去年6月19日曾发表题为《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的长文，批评美国政客“抹黑中国内外政策，试图发起对华全面遏制打压”，并详细列举了21个谬误，逐一用事实真相予以批驳。

   拜登政府并不认为美方出现认知谬误，反而强调针对中国的各种制裁及高科技出口限制都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合理举措，今后还会因应需要再推出更多类似措施。可见，双方在根本问题上的认知差异是导致中美关系呈螺旋式下降的主因，而各自对国内政治的考虑也压缩了可能做出让步的空间，令僵局至今难以打破，这不是靠“智者”传话可以解决的。尽管基辛格的北京之行的确具有象征意义，但其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

客观报导促成会面

   基辛格离开政府后，先后出版了多本回忆录和论述外交关系的巨著，同时还经营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他先后访华超过一百次，会晤了中国不同时期的领导人和各界精英，加强了在中国的人脉关系，促进了自己公司的业务发展，因此有美国人说他长期“吃中国饭”。

   1994年我开始在纽约任香港《大公报》驻美首席记者，曾想就中美关系问题采访基辛格，但与他的秘书联系多次都未成功，直到1999年5月15日才有机会与基辛格做了一次类似“背景吹风”的面对面交谈，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时的环境是美军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四项合理要求敷衍了事，美国舆论纷纷谴责中国学生在北京美国大使馆外的抗议活动，而在电视上发表此类言论的就包括基辛格等知名人士。他当时说，“我首先要强调，我认为中国的行为太过分了，是不可以接受的”，“我想我们应该停止道歉，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是一个意外。我相信这是一个意外，对这件事我们没有什么更多可做的了”。

   我写的报导引述了基辛格的原话，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美国的舆论氛围。可能是这一报导引起了“老朋友”的注意，一位香港商界人士很快便与《大公报》高层联系。后来基辛格邀请我和另外两位中国内地媒体驻纽约的记者到他在曼哈顿的家中会面，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并合影留念（见下图）。那天是星期六，我们交谈结束后见到来自洛杉矶的基辛格儿子戴维。“他来自好莱坞”，基辛格介绍儿子时面露微笑。

这是1999年我与基辛格的合影

   那次的经历让我意识到，基辛格很重视新闻媒体有关他本人的报导，更在意自己在中国的形象，因为这对他太重要了。为了实际利益，他不介意会见任何人，包括默默无闻的中文报纸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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