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马斯武装分子突袭以色列并绑架逾200名人质，以色列随即对加沙地区断水断电断网，持续展开密集轰炸，迄今已造成数千人死亡。各国政府对这场冲突做出不同反应，民众往往与政府立场不一，在欧美地区支持巴勒斯坦人和支持以色列的集会同时出现。

   以英国为例，政府强烈支持以色列，首相苏纳克上周访问以色列时公开表示，英国支持以色列追剿哈马斯，希望以色列取得胜利；而英国民间则既有支持以色列的集会，也有支持巴勒斯坦的声音。上周在伦敦市中心一个反以集会上，有人号召“解放巴勒斯坦”，向以色列发动“圣战”，在场的伦敦大都会警察（俗称苏格兰场）十几名警员没有加以阻止。内政部长布雷弗曼事后召见伦敦大都会警察总监马克·罗利爵士，强调“不能允许公开煽动仇恨和暴力”，而对方则坚持认为，警方需要获得新的法律授权才可以采取相应的行动，例如逮捕喊口号的人，因为警员难以根据“价值观、原则、品味”等来执法。这类涉及言论自由与恐怖主义定义的争议，在欧美多国均有出现，其中美国大学校园出现的立场对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在伦敦的反以色列集会，有人举起“解放巴勒斯坦”标语。(AP)

联署批以色列，哈佛生被起底

   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哈佛大学逾30个学生组织很快在社交媒体发表了一封批评以色列的联署信，称以色列要对在当地出现的所有暴力事件负责。这封信令美国国内一些支持以色列的人极为愤怒，他们采取各种行动惩罚相关的学生或撤回对大学的捐助。虽然联署信没有学生的个人签名，但这些学生组织的部分成员还是遭到人肉搜索，不仅他们的个人资料被公开放到网上，而且连他们远在家乡的兄弟姐妹也因此受到骚扰。有学生被企业终止了实习合同，也有学生已经收到的正式录用通知被收回。一位著名基金公司的掌门人甚至要求开出名单，让华尔街的金融公司永远不录用名单上的学生。

   最极端的可能要数名为“媒体要精准”（Accuracy in Media）的保守组织，该机构搞了一辆箱式卡车在哈佛校园地区慢驶，车厢两侧有大型电子显示屏，不断打出学生的个人资料（姓名、照片等），并称他们是“哈佛大学带头反犹太裔的人”。据《纽约时报》报道，该组织不仅用多种手法披露哈佛大学相关学生的个人隐私，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干了类似的事，而且还买下多个用哈佛学生名字注册的互联网域名，打算用更极端的方法施压，以迫使哈佛校方惩罚这些学生。

   哈佛大学一对亿万富翁夫妇辞任大学董事，另一个亿万富翁则撤回了对学校的捐助。在另一所常春藤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有人指责在校内召开的一个巴勒斯坦作家研讨会上出现反犹太人言论，该校的一些捐款人就此要求校长和校董会主席辞职。这类举动引起部分学生的反弹，他们质问，难道学生必须接受捐款人的立场吗？大学不是应该有追求知识的自由，充分表达个人观点的自由吗？

逾30个哈佛大学学生组织在社交媒体发表批评以色列的联署信，旋即招来反弹。(Shutterstock)

金钱干预，损害大学言论自由

   美国的大学一贯提倡言论自由，一些名校更是将言论自由、学术自由视为立校之本。在上世纪60年代，校园内的反越战浪潮对美国最终从越南撤军产生过巨大影响，也促成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由此踏上政治舞台。本世纪初，当小布什总统的政府全力“推销”伊拉克战争时，美国校园内曾出现新一轮反战浪潮。学生们不仅参加反战集会，而且用各种方式督促国会议员不要授权政府发动这场没有正当理由的战争。

   当年对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学生们可以自由表达立场，没受到外部的巨大压力；今天他们对千里之外的中东局势发表意见，却受到商界代言人的打压，这显然不符合美国人信奉的言论自由精神，也有悖于大学要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传统。犹太裔在美国固然有能力影响政局，也能靠财力影响美国的大学，但如果大学领导人向金钱让步，依照某些捐款人的意志行事，只会损害大学的自主性，令学术自由变质。这不仅涉及言论自由的大原则，也关系到学生是否有足够的空间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学校能否培养和保护学生自我探索的积极性。而这一点，乃是外界对美国名校一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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