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还记得阿郭吗？他们在北京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把大部分工作撤回香港。你在上海也不见得成功，和阿郭谈谈吧。”好友知道我常往上海，推荐一些朋友给我认识，以作交流。我什么人也没约，怕去听一些失败者自怨自艾的蓝调。

　　我有太多不愉快的经验，尤其是与“蝴蝶”交手时。当下也有不少，和“麻子”和“孔雀”，甚至和“花花”。

　　当时在美国公司工作，无论公司文化、管理、制度和培训都和大部分华资企业不同，始终要找出一条属于自己，又能证明持之有效、能迈向顺和的路。内地同事倾向接受指令，不肯主动去承担责任。此外，很多管理人喜欢发号施令，惯性把权力集于一身，而忽略了其他人的参与，亦不下放权力。

　　面对同事替我买一杯咖啡也要问几次的情况，我和他们一起开了一次会议，简单地分了工，指定由谁负责生产流程中哪一个环节。

　　我们所有生产流程都是透过电脑全自动化监控的，每当死线接近，电脑便会自动响警报。我期望他们一切以电脑化的流程为主，而改变中国人“每事问”、不主动的习惯。起初他们仍不重视，我亦“懒”得提醒他们。直至每个死线到达的前一夜，我才发一个“温馨提示”给他们。

　　当然，他们一定不能在死线前把工作完成，可是我没有因而改变计划（其实在我制定死线时已考虑了他们不准时完成这因素，所以基本上是不会赶不及真正的死线）。继后，他们仍间中“甩漏”，却比之前有长足的进步。

　　当他们有失误时，我不怪责他们，只提醒他们公司要求员工主动监察、自发参与，千万不要期望上司会像照顾孩子般照顾他们。过去几个月，证明他们不是没能力，只是心态未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