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其首次中国之行中，大部分活动都是与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对话。他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有五个多小时的会谈和两小时的工作晚餐，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进行了三小时会晤，还与习近平主席有35分钟的会见。事后双方均表示，长时间的沟通是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确认此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有助稳定中美双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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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双方同意”涉及重新定位双边关系

   根据内地央视提供的现场画面，习近平在会见布林肯时说，“王毅主任和秦刚国务委员和你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总体上，双方谈得坦诚、深入。中方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双方同意共同落实好我和拜登总统在峇里岛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双方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达成共识，这很好”。

   习近平认为“很好”的共识包括多个方面，中国官方将其归纳为五个“双方同意”，具体包括落实元首达成的共识、有效管控分歧、保持高层交往（布林肯邀请秦刚访美）、鼓励扩大两国人文和教育交流（增加客运航班等具体措施）等，其中较为关键的是“双方同意继续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所谓的“中美关系指导原则”涉及双方的彼此定位，因为外交政策是按照本国对他国的定位来制定的，比如视对方为盟友、贸易伙伴或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中国认为中美合作符合两国乃至全球利益，双方应该是合作伙伴，而美国则认为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两国没有共识，严重缺乏互信。

   王毅在与布林肯会面时再次强调，“中美关系陷入低谷，根源在于美方抱持错误的对华认知，导致错误的对华政策”。他要求美方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取消对华非法单边制裁，放弃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打压，不得肆意干涉中国内政。他“敦促美方不要拿强国必霸的模板来镜像中国，不要用西方传统大国走过的轨迹来误判中国”。习近平也向布林肯表示，“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

   但布林肯只是重复拜登去年作出的承诺，即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制度、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完全没有响应中方的具体要求（如取消对华制裁和停止打压中国的科技发展）。这反应了美方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即中国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战略竞争对手，美国限制对华技术出口和制裁中国企业是在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并非中方所说的“打压”，而对中方来说，美方嘴上说的和具体做的完全是两回事。

   显而易见，要避免两国关系“螺旋式下滑”就必须改变两国当前的彼此定位，而这次提出“继续推进中美关系指导原则磋商”，实际上就是希望做到多年来始终未能实现的“建立互信”。尽管路途遥远，但必须知难而进，否则两国关系无法止跌企稳。

接待安排体现“礼尚往来”和“公事公办”

   由于布林肯是拜登政府到访中国的最高级官员，各界对中方的接待安排高度重视，并试图从一些细节中分析东道主对来访者的态度。有人找出2018年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照片，对比这次习近平会见布林肯的座位安排，认为中方“矮化”了布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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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这次的安排是有意而为，但同时也可以被视作参考了白宫的作法，属于“礼尚往来”，无可厚非。

   2019年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赴华盛顿参加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习近平主席特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当时并没有让刘鹤与他并排坐在壁炉前（美国总统会见来宾的惯常作法），而是安排刘鹤与美方官员面对他坐在巨大写字台的另一边。（见下图）知道这段历史，恐怕就不会觉得这次对布林肯的接待有何不妥。

   也有人认为，对比前几天习近平会见微软公司创办人比尔·盖茨的安排，似乎中方“有意冷落”布林肯。这个说法也欠妥，因为盖茨与布林肯身份不同。布林肯是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的美国高官，访华是为了摸底和谈判，中方在接待上主要体现不卑不亢“公事公办”。盖茨的身份是朋友，习近平对他说，“你是我今年在北京会见的第一位美国朋友”，中国人对朋友自然要好酒招待。

美方擅长“管理预期”有效引导舆论

   由于美方官员日前放风称，不期待此行能达成哪些具体成果，外界普遍相信布林肯与中国官员的会谈可能成效甚微，《纽约时报》的一篇报导更直接用“美国商界对布林肯访华放低期待”作为标题。其实这是美方“管理预期”(managing expectations) 的一种手段，中美双方事先肯定已就某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共识，美国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本月初访华就是为布林肯的北京之行铺路。

   透过“降低预期”，美方有效地引导了舆论，令布林肯的访问更显得有成果，从而减少拜登的政敌攻击其对华政策的“口实”，这是华府官员善于营造舆论氛围的例证，同时也显示出政府团队的公关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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